中榜与落榜

徐悲鸿与商务印书馆的故事

----徐悲鸿投寄画稿给商务印书馆，不适用，悲痛欲绝，欲投黄埔江自杀

 万籁鸣投寄画稿给商务印书馆，不想一投即中，逐以美术为业

                                           徐悲鸿与商务印书馆的故事

1915年夏末的一天，留着分头发式，穿一身蓝竹布长衫的徐悲鸿，走进了上海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

接待他的是一位和他年龄相仿、名叫黄警顽的年轻人，他注意到徐悲鸿穿着白布袜、白布鞋，鞋后跟系着条红布，

这是家里死了尊长的标志。望着眼前这位脸容瘦削、神情抑郁的年轻人，黄警顽不由心生同情。

知道他来找恽主编，黄便打电话到主编室。不巧恽主编此刻正忙着，没时间会客

，他吩咐让徐悲鸿把带来的画留下，第二天下班前再过来。

第二天黄昏，徐悲鸿如约来到商务印书馆，并见到了恽主编。恽主编说已看了徐悲鸿昨天留下的画。

目前商务印书馆有待出版的教科书正需要有人画插图，他讲了一些关键要点，让徐悲鸿回去画几幅样稿送来试试，

争取画能录用，以换取稿酬，使眼下生活不成问题。

徐悲鸿非常看重这样的机会。回到借住的梁溪旅馆，关起门专心作画。两天后，他带着画，忐忑不安地去见恽主编。

还好，恽对他的画评价不错，觉得人物画尤其佳。由于竞争激烈，能不能录用还难定，恽让他过几天来听回音。

过了些时日，徐悲鸿又见到恽主编时，一对上恽的目光，他心里不由一沉，似乎已有不好的预感。

果然，恽告诉他，他的画用与不用，由商务国文部庄百俞、蒋维乔、陆伯鸿三人决定。

结果蒋、陆二位赞赏，庄不认同，认为徐的画线条太粗。恽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这时黄警顽刚调到福州路商务发行所上班。几天后，徐悲鸿来这里见黄，把情况告诉了他。

黄听了也很难受，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就听徐说，他这次来上海，非常感激黄对他的帮助，他在上海举目无亲，黄是他在上海唯一的朋友。今天他是特地来向他道谢并道别。

黄问徐，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徐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又说，我无颜再见家乡父老。

徐悲鸿向黄警顽匆匆道别后，便转身走出了发行所大门。

徐悲鸿离去后，黄警顽越想越不对，他把徐悲鸿刚才的话联想了一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

他担心徐悲鸿因为绝望会去寻短见。这样一想，黄警顽连假都来不及请，赶紧出门，

朝徐悲鸿离去的方向，一路追到外滩。最后果然在一处码头找到神情沮丧的徐悲鸿。

此时徐才告诉黄，他对生活已经无望，他想了结自己，只是想到黄热情帮助过他，觉得走之前应该向他道个别。

徐悲鸿垂头丧气地来到黄浦江边，木然地望着滔滔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地奔涌而去，

心想：不如随着江水而去，远离这痛苦的世界吧！然而，当冰冷的雨无情地打在他的脸上时，

他突然一阵激灵，眼前浮现着家乡的母亲和弟妹们，他们还在眼巴巴地盼着他呢！

徐悲鸿内心挣扎了一番，悄悄对自己说：“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够自拔，才不算懦弱！”

而黄警顽这边虽然还在忙着干活，脑子里却反复响起徐悲鸿刚才说的话，大叫一声：“不好了！”拔腿就往外跑。

他迎着大雨，边跑边喊着徐悲鸿的名字，最后在新关码头找到了他。看着徐悲鸿在码头萧索迷茫的背影，

似乎随时准备跳下去，黄警顽心里一紧，跑过去一把抓住徐悲鸿的胳膊，拉起他就走。

 黄警顽不知道的是，徐悲鸿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已经不再彷徨，他下定决心：“绝不向命运低头，

一定要奋斗到底！灾难深重的祖国不需要懦夫，而需要俊杰。”

之后，徐悲鸿住进黄警顽的寓所，每天坚持学习，勤奋作画。他的画作逐渐被世人认可，他的生活也慢慢好过起来。

天助自助者！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人生低谷，只有像徐悲鸿这样，不被短暂的苦难打倒，鼓足勇气，

迎难而上，执著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才能修成正果，成为人生赢家！

来源：《从画师到大师-徐悲鸿》刘明山编著

万籁鸣与商务印书馆的故事

------万籁鸣投寄画稿给商务印书馆，不想一投即中，逐以美术为业

三年之后的1918年，

商务印书馆招聘画插画的职员，19岁的万籁鸣毛遂自荐，寄了他画的作品到印书馆，没想到，还真录取了！

就这样，他从南京来到了上海，开启了动画之路！

万籁鸣到达上海的时候，刚好是外国动画涌入中国的时期，电影院里正片开始前都会放一段美国的动画短片，小时候他就很爱在脑海中幻想将绘画能动起来，结果在影院看到美国的动画短片里诸如《大力水手》居然能将卡通角色动起来，而且还能表演得让台下的观众们哄堂大笑！

万籁鸣控制不住内心的好奇欲，他马上写信给美国的动画公司，但是，没有收到回应......

见到此状，万籁鸣愤愤不平对三个弟弟说：“为什么我们就搞不出？”

万籁鸣带着兄弟几个在上海一个弄堂里租了一个7平米的小房间用来做万氏卡通工作室。

因为在摸索中前进，他一个人承担了整个动画从前期到后期的所有工序（现在的环境下，

一个人做动画都被人视为不可思议，可想而知几十年前，在技术弱后，经验不足的情况下，

一个人做动画要有多强大的毅力....），而在动画原理上更是第一次摸索，万籁鸣就攒着钱去电影院看电影，

从手翻书里得到灵感，终于摸索出“基础动画原理”。

在那个时代做动画艰难程度还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做动画的小伙伴不喜欢做动画的还可以转行另谋生计，

实在不行还可以上直播，玩抖音施展才华，再不济的温饱也不成问题，在万籁鸣前辈坚持做动画的道路上，

这个工作是没有收入的，而且还是兴趣使然，他还得自费去买摄像机、买纸、去看电影学习等等，还要想办法养家糊口。

所以，兄弟四人想到一条妙计！他们白天都在商务印书馆上班，晚上就回到7平米的「万氏卡通」工作室继续战斗！

万氏兄弟就在这个小屋里，1925年做出了中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

1926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动画片《大闹画室》。

朱浩云：从民国商务印书馆走出的画家

 朱浩云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上海，由夏瑞芳等人集资创建，集编撰、出版、发行、印刷以及教育于一体。该馆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因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中国的新式文化产业，从而吸引了各界名流鱼贯而入，如蔡元培、张元济、李伯元、高凤谦、杜亚泉、陆尔奎、陈叔通、叶圣陶、沈雁冰、蒋梦麟、陈布雷、王云五、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王伯祥、唐钺、竺可桢、顾颉刚、黄宾虹、何炳松、金仲华、陈瀚笙、章靳以等，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连大名鼎鼎的胡适、陈**也为商务印书馆出过力。由于商务印书馆是中国首家现代出版企业，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孵化器。

1912年商务印书馆在棋盘街（今河南路211号）建造的总发行所新楼。

“商、中、世、大、开”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五家出版机构，而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四家，其创始人和业务骨干，大多出自商务印书馆。

1915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全体同仁合影。

1926年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内的编译所大楼。

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民国很多知名画家是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来的。像徐咏青、颜文樑、吴待秋、黄宾虹、黄葆戊、张大壮、何逸梅、杭稚英、戈湘岚、金梅生、李咏森、鲁少飞、金雪尘、凌树人、陈在新、杜就田、张令涛、张荻寒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朵云轩工作的胡也佛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或学习。他们中有的在美术部（或图画部）里担任领导，有的担任编辑，有的担任美工，还有不少人考入商务印书馆作为练习生学习绘画。

颜文樑先生

据有关资料显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事务部内最早设有图画部， 1916 年，由于沪上石印商业美术的市场规模大幅萎缩，商务印书馆将“图画部”改名“美术部”。

最早进入商务印书馆学习绘画后成为大家的首推颜文樑（1893—1988年）。颜是江苏苏州人，在美术界地位曾长时间被低估。实际他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的泰斗之一，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1911年，颜以优异成绩考入商务印书馆画图室学习西画。据李超教授在《中国现代油画史》中考证：当时这届学生应考者多达四百人，最后只录取了三十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一代油画大家的颜文梁。1922年颜与胡粹中、朱士杰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为中国最早成立的美术学府之一。1928年入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回国，主持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学。1927年创立中国最早的美术馆——苏州美术馆，1928年又创办了当时具学术性和现代性的美术杂志《沧浪美》（后改名为《艺浪》）。有专家指出：颜文樑与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所创造的教育体系分别构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四大体系，彪炳史册。2023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根据名单，颜文樑的作品一律不准出境。

徐咏青先生

最早在图画部主持工作的是徐咏青。徐咏青（1880—1953年）是松江泗泾人，民国早期月份牌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6岁入同属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土山湾印书馆从事插图创作、装帧设计。擅长水彩画和油画。根据商务印书馆人事档案记载：徐咏青是1905年5月经沈季芳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在图画部任职，月薪三十元，主要工作是从事封面和插图的绘制。他与颜文樑过从甚密，是否当过颜文樑的老师已无从考证。另根据张元济日记记载，徐咏青曾数度进出“商务”，2013年的月薪从八十元加到了一百元，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月薪了，从中可见徐咏青名望很高、画艺出色。

在民国时期，徐有“中国水彩画大师”“中国水彩画第一人”之称。可惜他流传下来作品很少，一生没有出过画册、办过画展，以致于现在提起徐咏青，美术界特别是年轻人对他很陌生。徐咏青最大的贡献是他早年在土山湾办的美术学校和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办的“绘人友”练习生美术班。徐非常注重美术人才培养，一手培养出众多大师级人物，其中以杭穉英、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李咏森、鲁少飞影响最大。

杭稚英先生

杭穉英（1901—1947年）是民国著名月份牌画家，也是中国最早商业美术家之一。浙江海宁人，自小聪慧过人，才思敏捷。早年他父亲杭卓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印刷厂厂长的中文秘书，少年杭穉英便来到上海，考入商务印书馆图画部，跟着徐咏青及日本和德国老师一边学习，一边工作。1921年，杭穉英离开“商务”出来单干，一个人很辛苦，非常忙碌。1925年后，他先后说服金雪尘、李慕白，组建三人团队。之后，经过杭的运作，沪上很多名家先后加入到穉英画室，成员有20人左右，他们是：杭穉英、金雪尘、李慕白、何逸梅、王文彦、王松堂、宋允中、李仲青、杜少英、凌旦复、吴信孚、汤时芳、王维德、孟慕颐、杨万里、魏家楣、吴哲夫、善缘禄、张宇清等，若加上管理及负责后勤的杭卓英、王萝绥，以及长大后开始涉足画室业务的杭鸣时，总计在20至25人，阵容之庞大和整齐，成为民国画坛一道极为靓丽的风景线。

                                                         广东人的上海情结

            漫画家廖冰兄在三十年代投稿《时代漫画》，画过“大上海”与“小广州”的画面，中国只有上海才能称大，

而广州在上海面前，只能称“小”。    在三十年代，上海是与纽约、巴黎并驾齐驱的国际大都市。产品只要进入了上海，就是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个“天堂”，叶浅予曾画过《天堂记》，说的是美国，但从少年时代离开浙江， 

叶浅予的天堂就是十里洋场上海。岭南派巨擘高剑父、陈树人一个个纷纷远走上海，版画先驱黄新波、

赖少其、黄苗子，电影界的郑正秋、蔡楚生艺术生涯因立足上海而成为中国电影、美术领军人物。

为什么这些老广不用广州这个舞台让自己大显身手？按廖冰兄的话来说是广州太小了，广州比上海开埠早，

但在一百年前就被上海远远抛在后面。

上海广集五方人士是人尽皆知的，但形成上海主流社会的，仍以江（苏常锡）浙（杭绍甬）人士为主。

除此之外，苏北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往往从事社会底层的工作，而难称一“霸”；倒是广东帮，

绝对能算是在上海主流社会称霸一方的外省人士。

广东人在上海百年来，可讲得心应手。在上海的百货、服务及餐饮业乃至娱乐业上，独树一帜。

在上海闲话中，有句“潮州门槛”——潮州人是广东人中最会经营做生意，且以节俭闻名。

“潮州门槛”以形容精明会划算，从中可见，上海人对广东人的评价。

如我们熟知的上海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的老板“郭、马、蔡、刘”都是广东人。

南洋烟草公司的简家、地产商甘家、伍家。

中华男装皮鞋第一块招牌、“博步皮鞋店”的黄家。

国际饭店开业之前，雄霸上海酒店老大（中国人经营）、较百乐门还早设有弹簧地板舞厅的“扬子饭店”，

三个老板何、关、张，这些“大老板”都是广东人。

1946年上海首届选美亚军、上海首位大家闺秀出赛选美的谢家桦，她父亲为上海化工原料大王，就是广东人。

茶叶商巨头唐季珊、上海第一家番菜“一品香”店的老板也是广东人。

此外，在大多数上海人还视拍照会“摄去灵魂”时，1888年，上海已开出“三楼三底”，位于四马路上的“宝记”照相馆，

老板欧阳石芝，就是广东人；而“同生”照相馆的老板谭京唐，也是广东人。

可以讲，百多年来的上海主流社会，江浙财团与广东商人平分秋色，而广东人所带入的地域文化，

也随之汇入上海大熔炉之中，为海派移民文化中一重要元素。

建筑上，有金陵路上的“骑楼”。

饮食业，杏花楼的月饼、冠生园的陈皮梅、马宝山的饼干、新雅粤菜馆、新亚大酒店。

特别新雅粤菜馆，在上海餐饮业起了革命性的作用，一改中国传统餐馆脏、乱、吵的形象，创造出高雅的用餐环境，

并引进火车卡座式座位，因其有一定私密性而广受欢迎，后上海各餐馆包括咖啡店，纷纷仿效。

连上海的方言，也因这批广东新移民的加入而广东化。上海话里的“亨朋冷”，全部的意思，就是来自广东的外来语。

此外，诸如“一脚踢”、“买单”、“拍拖”等等，这些粤语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在海派上海话中流行；

即便是一直在上海话里存在的“老举”（又写作，“老鬼”），也能在广东话里找到出处——指的就是妓女。

广东籍上海新移民分布主要集中在两大区：虹口的北四川路、及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南京西路）、西摩路（陕西北路）、

新闸路一带。

虹口北四川路一带，不少广东人本身就是四大公司及一应服务行业的打工者——“永安里”，就是永安公司的员工宿舍。

公共租界的广东人集居区，层次多为较高层的经营者，几大家族都集中在今陕西北路为轴心的南阳路、

静安寺路一带的豪宅中。

这一带，特别有几条弄堂，如新闸路上的三元坊、南京西路上的安乐坊、南汇路上的丰裕坊等，

都是出了名的广东弄堂。那里广东话声声，穿黑香云纱唐装的男女进进出出，俨然一个小广州区。

当年，“老广”们来到上海，并在此生根发芽、根深叶茂；而在“海派”的辉煌之中，广东人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多少改变上海、中国乃至华人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事，皆出自这群飘洋过海来此的广东移民及其后裔，

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被遗忘的二十万广东籍上海人，民国期间豪占半壁江山，推动上海崛起

商务印书馆恽铁樵：鲁迅、张恨水、叶圣陶、徐悲鸿的伯乐

　　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为人们所熟悉，而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恽铁樵弃文从医的经历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这两位名人之间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呢！

　　恽铁樵（1878- 1935），名树珏，字铁樵，江苏省武进孟河人。他幼年就读于族中私塾，16 岁时考中秀才，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江苏武进孟河是名医之乡，清末民初有“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之说。受乡风影响，恽铁樵于习儒的同时也接触到不少经典医籍，为他日后的成长道路打下了基础。26岁时，恽铁樵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攻读英文，4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恽铁樵曾在长沙和上海的中学教书，业余则发挥自己在外语和文学方面的特长，以章回体文言文翻译了《豆蔻葩》、《黑夜娘》等多部西洋小说，时人评价其翻译水平可与翻译家林纾媲美。他也因此被举荐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后又受到经理张元济的赏识，成为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可谓编、写、译全才，在担任主编期间，他不仅翻译和创作了数十篇小说，作为编辑，也堪称文坛伯乐。他选文严格，奖掖后进，慧眼发现了鲁迅、叶圣陶、张恨水等近代文坛大家。鲁迅的小说处女作《怀旧》就发表在1913年的《小说月报》上，恽铁樵还写了短评对文章大加赞赏，称其“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

　　后来，由于办刊观念的分歧，以及儿子因病误于庸医，恽铁樵于1920年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弃文从医。最初，他并未悬牌，但为亲友诊治得多了，渐有医名，遂宣告悬壶，以医济世。他尤其擅长儿科，多次挽救病童生命于危急之中。但恽铁樵在中医界的盛名却不是因为他高超的医术，而是凭借他在汇通中西医学方面的创见和在中医函授教育方面的贡献。

　　恽铁樵精通英语，受过系统的近代科学训练，同时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国学功底深厚，这使他能够对中西医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中西医学的认识及中西汇通的途径有着客观公正的认识。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医是“根本不同方法不同之两种学说，欲寻出其相同之一节互相比较，此非贸然可能之事”。在当时中医受到西医冲击，面对政府的歧视和压制的大背景下，恽铁樵于1922年撰写《群经见智录》，成为中医界第一位挺身而出，应对余云岫对中医基础理论攻击的人。恽铁樵主张，“中医之改良。借助于科学，试验于动物，自当事半功倍”。他把实现中西汇通的条件归纳为“其一是古文字的眼光，其二是新世纪的知识，其三是临床治病的经验”，对我们今天的中医教育仍有启示意义。

　　凭借早年在编辑出版界的丰富经验，基于对中医知识普及“从乡村发展，不患无出路”的认识，恽铁樵于1925年与国学大师章太炎及其弟子张破浪共同组织成立了“中国通函教授学社”，即后来的“铁樵函授中医学校”，开近代中医函授教育之先河。这所学校声名远扬，学生遍及全国，第一年就有来自20个省市的427名学员报名学习。函授学校的入学门槛很低，只要国文精通，不论男女，有志中医者即可。学制两年，共四个学期，第一二学期以理论知识为主，主要学习医学经典和中医基础，第三学期理论与诊治并重，第四学期侧重临床学习。后来，由于国民政府的压制，许多中医学校纷纷停办，恽铁樵的函授学校也不能幸免。但他并不气馁，函授学校于五年后复办，改称“铁樵医药事务所”，学制和教材都较之前更为完备，学生人数也有所增加，到1936年，在册的学生人数达到763人。函授学校的教材除了章太炎和孙永祚编写的3种外，其余20种皆为恽铁樵自己编写，涵盖内经、伤寒、热病、生理、病理等中西各科，内容浅显易懂，切于实用。学员在学习中遇到问题，可通函提问，恽铁樵和其他教师亲自解答。

　　恽铁樵白天为病人诊治，鲁迅、郭沫若是学医出生，虽然著作等身，可却未留下关于医学专业的学术文章及著作，而恽铁樵自学医学，恽铁樵白天为病人诊治，晚间著书立说，十几年间著作竟达25种之多。晚年瘫痪在床，仍口授其女慧庄录之成文，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霍乱新论》一书，可谓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我馆收藏的恽铁樵函授医学讲义共有《伤寒讲义》、《内经讲义》、《温病明理》、《热病讲义》、《金匮翼方选按》、《生理讲义》、《霍乱新论》、《验方新按》8种。

　　（中医药博物馆  医史部  韩晓雯）

鲁迅小说与他的伯乐恽铁樵

□ 刘为民

    文坛赛先生

    前几日，我在北京的报上倡言 2.0乃至3.0版本的中医发展，引出友朋论谈，又说起了鲁迅。

    不错，鲁迅的确是反对过中医的，而且立场鲜明、言辞果决乃至有几分刻薄。他还在小说里，特意把当年一个地方名医郎中“何半仙”的名字谐音化用，加以讽刺。这主要因为他小时候给父亲治病，家道败落，精神受到沉重打击。他在日本仙台学的是西医，对中医“药引子”如蟋蟀必须成双成对是“原配”等糟粕，深恶痛绝。但认真地考察鲁迅的文坛起步，尤其是他的小说处女作，的确与杏林史话有一段罕为人知的情缘因由。

    1934年5月，鲁迅给友人写信： “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但“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鲁迅只记得“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因此从编辑部“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

    鲁迅这里说的恽铁樵，原本是上个世纪初年中国文坛著名杂志《小说月报》的主编，后来自学岐黄，悬壶济世，成为大上海的杏林泰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中西医论战中，还挺身而出率先“逆行”，为祖国传统医药正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谓 “文言的短篇小说”，的确是鲁迅的处女作；大致写于1911年的冬天，后以 “周”姓 署名《怀旧》为题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期。至于为什么被鲁迅“都忘记了”，可能与他紧张的教学和社会活动有关，尤其是不久鲁迅随蔡元培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北迁，加入五四新文学阵营，基本告别了文言文创作；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投稿及发表。这在周作人的记述里，坦言分明。

    1936年11月鲁迅病逝不久，周作人撰文回忆鲁迅“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颇富于讽刺的色彩。” 但“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和署名，投给《小说月报》”。那时由“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除了作十多处“点评”外，还在小说篇末写有“附志”：“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 恽铁樵说的“此等文字”，指的就是小说《怀旧》。在恽铁樵看来，鲁迅写得 “绘声绘影”“接笔不测从庄子得来”“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转弯处俱见笔力”等等。这也完全符合鲁迅当时倾向“写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及艺术标准。

    鲁迅和周作人谈《怀旧》都强调了恽铁樵。不仅因为他是《小说月报》的主编，还因为当时他在治病救世方面颇为“传奇”：大约是1916年后，他有三个儿子相继得“病”（有的说是伤寒，有的说是白喉）。恽铁樵幼读医书，粗通岐黄但缺乏临床经验，虽然请了名医，但救治无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儿子接连死去。丧子之痛促使他又重拾典籍，深入研读《伤寒论》等，并多方面请教当时的伤寒名家及江浙沪上执业名医。

    说来蹊跷，连丧三子后的隔年，恽铁樵的第四个儿子又罹患伤寒。史料记载其症状是：“发热恶寒、无汗而喘”。恽铁樵请来名医施救，却都不敢用真正的“伤寒方”，仅仅开出温病学派常用的药物，结果导致“喘热更甚”。

    恽铁樵焦急万分，彻夜难眠。

    天亮了，恽铁樵以自己的病理学养和临床观察为依据，果断地开出一剂伤寒方的“麻黄汤”，说：与其坐而等死，宁愿冒险试药。结果小儿子服过一剂后汗肤湿润，喘逆转缓，两剂药后，“热退喘平”而愈。

    从此，恽铁樵学医志坚，更加勤奋地钻研中医经典；亲友同事每遇疾患，也都来请他开方治疗，屡获良效。有的病家登报鸣谢：“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因此，求医者络绎不绝。不久，他离开商务印书馆，辞去编务开始挂牌行医。到1930年代，恽铁樵还创办刊物，出版专著，函授施教，培养了大批医药人才，确立了现代中医教育的理论基石。由于他精通外语，主张吸取西医的长处，改造、交融进而产生新中医；他的《群经见智录》等20多部著述，名重一时，也富含那个时代的新知卓见；有的至今还发挥着指导意义，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当年，恽铁樵主编《小说月报》时，常常强调“小说当使有永久之生存性”。对于青年作者的发展、进步，寄予厚望。在承传中医药方面，他始于家庭自救，继而发奋钻研，卓有成效并改写了中医传统理论，成为业界名家；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自学成才的榜样。今天，我们的客观条件、知识水平尤其是高科技时代的思维方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兼容共享、协调提升，都是恽铁樵时代无可比拟的。认真总结我们的临床实践，温故知新；结合世界现代医学的发展创造，并驾兼程，谱写未来中医药“国学”的2.0或3.0版本，还应有什么迟疑吗？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课题《中华科普论纲》主持人，中国科协《科普法执法研究》负责人，著有《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中外情报史》等书）

    张恨水与商务印书馆恽铁樵

  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里说：

“那时学校里正因闹风潮而停课，我就在理化讲堂上，偷偷地作起应征的小说来。为什么偷偷地呢？就由于怕人家笑我不自量力。

这理化讲堂是一幢小洋楼，楼下是花圃，楼外是苏州名胜留园，风景很好。我一个人坐在玻璃窗下，低头猛写。偶然抬头，看到窗外竹木依依，远远送来一阵花香，好像象征了我的前途乐观，我就更兴奋地写。”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他写了两个短篇，一篇是文言的《旧新娘》，约三千字，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笑史，是喜剧；另一篇是白话的《桃李劫》，约四千字，写一个孀妇的自杀，是悲剧。

小说写好后，便署名“恨水”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只四五天便收到《小说月报》编者恽铁樵的来信，大意是稿子很好，其意尤可敬佩，容缓选载。张恨水高兴得几乎发狂了，但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两篇小说终究没有刊印出来，然而他以写作为职业的志向却因此而确立了。

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

● 范伯群  

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 作者：范伯群 

[ 内容提要 ] 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是经恽铁樵之手签发的，并加批语盛赞其撰文功力。作为“慧眼伯乐”他曾经培养过一批青年作者。恽铁樵是编、译、著皆能的全才。他所编的前期《小说月报》是一个纯正的文学公共园地，不能以“顽固堡垒”视之。他由于多种原因弃文从医，所幸他在医学上能放一异采，成为革新中医的先锋之一。从他的弃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出若干教训来。

鲁迅的“弃医从文”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在仙台医专看了日军砍我同胞的头颅以“示众”的幻灯片之后，哀我围观同胞的麻木神情，“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 就在这一弃一从间，走出了周树人成为以后的伟大作家鲁迅的第一步。至此，本文的文题的前半“鲁迅的弃医从文”已经说清楚了。其实本文主要想说的是“恽铁樵的弃文从医”，可为什么要以伟大的鲁迅做其“陪衬”呢？就因为鲁迅与恽铁樵有过特殊的关系：鲁迅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是在恽铁樵手中签发的，而且加了许多批语，盛赞这位新进作者的撰文功力。这些盛赞的评点，使恽铁樵成为中国第一位“评鲁”的学人。也许有人以为，鲁迅的《怀旧》这篇文言小说发表时用的是笔名“周 逴 ”，因此恽铁樵不能算首位评鲁者。可是我认为，既然将《怀旧》收进了《鲁迅全集》，称他为评鲁的第一人，顺是成章。恽铁樵不是一个没有眼力的人：他写这些佳评时无法预知这位“周 逴 ”将来是要成为中国的超一流文学大师。有人撰文称恽铁樵是“慧眼伯乐” 2 ，我觉得并非过誉。可是我取这个文题的着眼点是，在日后，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是一路走高；而恽铁樵也非无能之辈，可是他在文学界因种种原因，越来越举步维艰，以致弃文从医，所幸他在医学上能放一异采，成为中国改革中医的先锋人物之一。我想，他的一弃一从也不是无所收获的。本文想讲的是从恽氏这一弃一从中应体悟出些历史变迁的教训来。

（一）

恽铁樵（ 1878 — 1935 ），名树珏，以字行，别署焦木、冷风、黄山民。江苏武进人。其先人大云（子居）为桐城派古文家，他幼承家学，刻苦自励，亦长于古文。 1903 年，考进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 1906 年毕业，在其间精通了英语。 1911 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 1912 年，因《小说月报》编辑王蕴章赴南洋，由他接任主持，至 1917 年卸任。在这五、六年间，可说是恽铁樵在文学事业上最辉煌的时期。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作为一个编辑，热心奖掖后进，培养人才，以致在中国的文学编辑史上可以获取一席之地。

在他主持《小说月报》的这一时段中，是“五四”新文学的酝酿期，许多后来的新文学作家尚未冒头，但却已经进入了练笔期。而后来被视为“鸳蝴派”的作家也在找寻题材与体裁上的新的“生长点”。而恽铁樵正掌握着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刊物，在一批成长期的文学青年或新进作者看来，他身居“要津”；而他却又如此敬业，甘为他人作嫁衣裳，使《小说月报》真正成为一个文学作者们的“公共园地”。

最可称的是他对鲁迅小说“处女作”的高度“赏识”。他为《怀旧》这篇文言小说作了 10 则夹注式的批语，还加一则总评。当然他主要是从古文的义法章法上去加以评断的。不妨引几条品味一下：“一句一转”，“接笔不测从庄子得来”，“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转弯处俱见笔力”，“写得活现真绘声绘影”，“不肯一笔平钝，故借雨作结，解得此法行文直游戏耳”，“状物入细”，“三字妙，若云睡去便是钝汉”，“余波照映前文，不可少”等等；总评是“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 餖飣 ，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恽铁樵是将《怀旧》作为青年作文的典范来加以表彰的，但我们也从中可以悟出作为一位编辑的不凡眼力。遗憾的是恽铁樵在生前并不知道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是经由他的手编发的。恽铁樵是 1935 年 7 月 26 日 病逝的。鲁迅向杨霁云透露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是《怀旧》的那封信是写于 1934 年 5 月 6 日 ：“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在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的批语……” 3 事隔 20 多年，事情已经淡忘，连题目与笔名也记不清了，时间也从民国 2 年（ 1913 年）推前到清末光绪 33 或 34 年（ 1907 — 1908 ），只有“恽铁樵”这个名字没有记错。但当时，这些信是并不公开发表的。待到由杨霁云搜集、由许广平编定的《集外集拾遗》出版，已是 1938 年的事了。

恽铁樵还发过另一位后来成为新文学大家的叶圣陶的小说。叶老曾回忆：“《旅窗心影》原来是投给《小说月报》的，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是恽铁樵。恽铁樵喜欢古文，有鉴赏眼光，他认为有可取之处，可是刊登在《小说月报》还不够格，就收在他主编的《小说海》里。他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叶老，谈论这篇小说的道德内容。” 4 叶圣陶在回忆时还提及恽铁樵对鲁迅的《怀旧》的评语，说恽“指出他所见到的妙处”。言谈中充满着对恽铁樵的敬意。但叶圣陶在《小说海》发文的笔名是叶允倩。恽铁樵生前是否知道这位叶允倩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叶圣陶？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征。

恽铁樵与后来被称为“鸳蝴派”的作家也有许多交往。首先应该提到的当然是张恨水。与《怀旧》发表的同年，张恨水也向《小说月报》投稿。张恨水回忆道：他看到《小说月报》有征求稿件的启事，“我很大胆的，要由这里试一试。……在三日的工夫里，我写了两个短篇，一篇是《旧新娘》，是文言的，约莫有三千字；一篇是《桃花劫》，是白话的，约四千字。前者说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笑史，是喜剧。后者写了一个孀妇自杀，是悲剧。稿子写好了，我又悄悄地付邮，寄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事有出于意外，四五天后，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放在我寝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的将它拆开。奇怪，里面没有稿子，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我这一喜，几乎发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杂志上写稿，我的学问一定很不错呀！我终于忍不住这阵欢喜，告诉了要好的同学，而且 和恽 先生通过两回信。” 5 后来稿件虽未发表，但恽铁樵对张恨水的鼓励，与张后来走上创作道路是不无关系的。但恽铁樵是否知道这位投稿者就是后来的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呢？也待考。似乎那次投稿所用的姓名是“张心远”而并非“张恨水”。据《张恨水小传》中说：“张恨水原名张心远。 1914 年给汉口小报投稿时，从南唐李后主《乌夜啼》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截取‘恨水'二字作笔名，此后，恨水便成为他的正式名字。” 6 而向《小说月报》投稿是在取张恨水为笔名的前一年（ 1913 ）的事。

从上述恽铁樵与鲁迅、叶圣陶和张恨水的交往中，有若干细节令人感动。如他给青年作者叶圣陶写“长信”，讨论改发在《小说海》上的原委。给张恨水的回信，仅仅隔了“四五天”。而对鲁迅的《怀旧》的处理，亦何其神速：“ 1912 年 3 月，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教育部任职， 5 月随部迁到北京。同年 12 月 6 日 ，在绍兴的周作人给这篇小说‘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 12 日就收到主编恽铁樵的复信， 28 日收到稿费 5 元，并于 1913 年 4 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 4 卷第 1 号上刊出。” 7 这都表现了一种认真的态度与敬业的精神。而且对素不相识的青年或新进作者皆有一颗赤热的培育之心。

在 1935 年恽铁樵逝世时，报上有不少曾受他扶持的作家的悼念文章。如顾明道：“忆余与铁樵初通尺素时，铁樵方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主编《小说月报》，而余方在中学读书也。……铁樵颇谦 撝 ，不惮琐屑答复。” 8 顾明道因病足而残废，但意志坚强，在恽铁樵的培养下，不倦地努力创作，后来他的小说有的还改编成电影，或是搬上舞台，皆得一定好评。程小青也在悼亡辞中说：“青幼年尝获先生青睐，勖勉有加，知己之感，没齿难忘。” 9 他很快成为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后来成为“问题小说”专门家的张舍我在 1916 年还只是个 20 岁的青年。恽铁樵为了支持他，与他一起提倡问题小说，在《小说月报》第 7 卷第 6 号上与他合译国外的问题小说名篇《金钱与爱情》，还一定要将张舍我的名字在前，由他殿后。紧接着在第 8 号上发表《妒之研究》（一译名为《女欤虎欤》），还悬赏征求“问题小说”的答案。以致张舍我日后专门从事问题小说的创作与研究，被誉为“张问题”。像顾明道、程小青、张舍我等人都是当年通俗小说界的主干人物，而问题小说与侦探小说都是通俗小说的新的生长点，恽铁樵为培养这些青年灌溉了自己的心力。

正因为恽铁樵所处的岗位，有时他的一个“动作”就能使一位年轻作者受到广泛的注目。程瞻庐是通俗小说界的多面手，他的文章一度被《红》、《红玫瑰》等杂志“包”下来。编辑刊登启事，说是程瞻庐作品均在本刊披露，其他杂志一概谢绝投稿。就像以后世界书局老板曾将向恺然和张恨水包下来一样。致使程瞻庐在这两个刊物上，发了 6 部长篇， 200 多篇短篇小说和 500 多篇小品随笔。但程瞻庐的受文坛的注目与恽铁樵也大有关系。当时《小说月报》大力倡导新体弹词，认为这是比通俗小说更贴近民众的文艺样式。程瞻庐写了《孝女蔡蕙弹词》，恽氏付了 40 元稿酬，发表后他又重读一遍，觉得实是上佳作品，又给程补上一笔稿费，并写信致歉：“尊著弹词，已印入《小说月报》中，复校一过，不胜佩服，觉前次奉酬 40 元，实太菲薄。如此佳稿，无论如何经济恐慌，亦须略酬著作劳苦，兹特补上《蔡蕙》篇润 14 元，即希察收。前此愦愦，因省费之故，竟将大文抑价，实未允当，心殊悔之，公当能谅其区区，勿加以 僇 笑也。” 10 一时传为美谈，而程瞻庐的作品也就更受到多方的关切。恽铁樵办《小说月报》是贯彻了他的质量第一的原则：“佳者虽无名新进亦获厚酬，否则即名家亦摈弃而勿录。” 11 林纾原是他极为敬仰的文坛前辈，但他对林纾 1913 年后的译作质量下降，就颇有微词。恽曾在与钱博基的通信中说及：“以我见侯官文字 ，此为劣矣。” 12 当然，林纾的稿件用与不用，他是作不了主的，这得由商务上层决定。在张元济日记中就多次为此事伤脑筋 ，如 1917 年 6 月 12 日 日记写道：“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 13

恽铁樵编《小说月报》，出于文心，重视质量，把关甚严；他也出于公心，从来没有什么门派观念，特别热心扶持文学青年，悉心指导，真正使《小说月报》成为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内容纯正的文学大刊，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开放门户，欢迎八方文学来客。将前期《小说月报》划为“鸳蝴派”刊物是极不公正的偏见。当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即使是“鸳蝴派”刊物，也应作具体分析。那种以“鸳蝴派”为政治帽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不是就是不是”。不过一般地说“不是”，还缺乏说服力，应以恽铁樵的编辑思想为例，才能以正视听。

（二）

在《小说月报》第 4 卷第 1 号上，恽铁樵趁刊物刊登特别广告之机，再次强调了王蕴章的一些编辑思想，并有自己的一番更新：

本报自本期起，封面插图，用美人名士风景古迹诸摄影，或东西男女文豪小影，其妓女照片，虽美不录，内容侧重文学，古诗文词，诸体咸备。长短篇小说，及传奇新剧诸栏，皆精心撰选，务使清新隽永，不落恒蹊。间有未安，皆从割爱，故能雅训而不艰深，浅显而不俚俗，可供公余遣兴之需，亦资课余补助之用。比来销数日益推广，用特增加内容益事改良。虽资本较重，在所不计。…… 14

如果讲得更概括一点，恽铁樵办刊物，惟雅洁是取，重视审美，娱乐性与教育性兼顾。也即“公余遣兴”与“课余补助”缺一不可。他认为“小说对于社会有直接之关系，对于国家有间接之关系”。 15 因此当使小说有永久的生存力。于是很多文艺界的朋友都说他将“小说”当作“大说”写。这话最早是姚 鹓 雏说的。姚 鹓 雏也是一位很有理论修养的作家，他是早期京师大学（北京大学前身）的高材生。现在京师大学的高材生在写《小说学概论》时论及南洋公学的高材生的“小说观”：“数年前，常州恽铁樵主商务《小说月报》，多为庄论，不佞尝戏目其所编为‘大说'。斯言固戏，然可知凡为小说，必有所以别于‘大说'者。” 16 在文中姚氏认为“小说”在古代虽为记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的“小道”，可是小说作者是不能“自待菲薄”，所谓“托体既卑，无以语高也”。看来，他与恽铁樵的重视“教诲”也并无多大矛盾。不过由于姚氏这一说，文艺界有不少朋友总以为恽氏过份强调了教育作用。那么究经是这班朋友们强调娱乐作用过头了，还是恽铁樵强调教育作用过头了？恽铁樵曾以编者的身份，在一封《答某君书》中等于回答了这一问题：

所贵乎小说者，为其设事惩劝，可以为教育法律宗教之补助也。惟如是必近情著理，所言皆眼前事物。善善恶恶，皆针对社会发挥，然后著者非浪费笔墨，读者不虚掷光阴。我国小说家竟无有能与此数者。《红楼梦》自是佳作，然亦不尽此意。曹雪芹之宗旨，在自己文字之寿世，不在当时社会之改良。故才大如海，若论有益于社会，终让欧美小说名家一筹也。阁下若能敛才入细，描写纤细事物，使之有味，委婉曲折，引人入胜，复能寓褒贬于言外，则可以层出不穷。欢迎足下笔墨者，又岂独敝社已哉？ 17

从这席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恽铁樵已与 20 世纪初梁启超的文艺观大有不同了。梁氏一心想“发表区区政见”。而恽氏对文艺发挥教育作用要在“近情著理”的前提下，做到“使之有味”，“委婉曲折”，“引人入胜”，“寓褒贬于言外”，也就是说要使教化功能与文学的优美性相结合。这是很大的进步。可是从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的“文以载道”的古文家思路，还是非常固执的。因此，一不小心，那“多为庄言”就不免要冒出头来。在这一问题上，恽铁樵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

那么恽铁樵到底想通过小说寓什么东西在言外呢？其实在当时——“民元”向“五四”的过渡期中，要提出教诲作用的重点，也是颇令人踌躇的。辛亥革命的内容也是不大好写的，因为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变革不大，而且像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中国民间最大的出版机构，对政治表态也特别慎重，有时甚至是态度暧昧的。因此恽铁樵即使想反映，也只能从侧面去触及这一题材。例如他主持《小说月报》的第一期，即第 3 卷第 1 号，首篇就发了自己的短篇小说《新论字》，写一个落魄的拆字先生与“余”在茶馆里的一席精采的对话。我问，能卜时局否？这位拆字先生说“能”。我连续提了三个问题： 1 、革命能成功否？ 2 、清朝之命运若何？ 3 、今联军攻金陵克否？每提一问，就随手写一个字，叫他拆来。（因为当时皆繁体字，难于复述情节 ），但此人有急才，“余”写一个字，他就边拆边侃，间不容发，对答如流；受他的吸引，围观者渐多，对他的妙答，竟报以掌声。这那像是拆字？简直是一场巧构的革命宣传。这是恽铁樵借这样一次“街谈巷语”反映民心民意，表达了一种明确的倾向性。《小说月报》在民元对革命的态度大概就掌握在这个分寸上。

当时，欧风美雨已浸润中国，对中国的固有道德有所冲击，恽氏是搞翻译起家的，对外来道德的若干优异处，当然不抱抵触，可是由于人们理解的不同，有时对中国的某些民族美德出现践踏现象，或者学欧不成反生出许多副作用，恽铁樵是感慨的，甚至是义愤的。他属于中国民族伦理美德的捍卫派。他为什么会对程瞻庐的《孝女蔡蕙弹词》如此欣赏？就是因为它符合编者素重对中国伦理美德的颂扬。所以恽铁樵评价它是“选材道学而不腐，修词明爽而深隐，尤妙在曲折如志，应有尽有。”特别在最后一段中，程瞻庐肯定“孝”不仅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而且是人类共同应遵守的道德准则。他举了外国孝女耐儿等为例，指出今天“一般巾帼效西欧，设解文明与自由，观念不离新世界，家风拚弃旧神州。”程瞻庐认为“孝思到处人崇拜，不问中华不问欧，孝女弹词今唱毕，水源木本细研求。”程瞻庐在做学生时就是名校苏州高级中学的中文学长，毕业后又长期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教会办）任教，对欧西道德中的进步因素，还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能“道学不腐”。所谓“道学”在这里应指中华传统美德，“腐”就是理学头巾气，腐儒的头巾气也是恽铁樵所反对的。恽氏在译《堕落》这篇小说后加了一个“跋语”：小说材料“以含有伦理学意味乃为上选，虽吾此篇译笔未必能餍饫读者，然明眼人当许我选材之精当也。” 18 他还在《本社特别启事》征求此类稿件：

本报同人本历年经验，确认小说与国风有密切关系。用自 8 卷 1 号起，就伦理方面着笔，选材力求有味，立言期能感人。写英雄儿女之情，发爱众新仁之旨，此亦小说界空前之特色也。 19

对伦理的探讨与追求，在欧美道德规范与中国传统美德的之间进行比较，进一步作借鉴与融汇，这是一个很难解决也很难掌握分寸的课题，恽铁樵不可能把握得恰如其分，可是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课题，他自觉地要去探究，值得肯定。

除了对伦理题材的重视之外，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恽铁樵很愿在小说中宣扬军国民主义。中国在庚子之后，鉴于“屡挫于外敌”的血的教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重提“尚武”精神。梁启超在 1904 年编著出版了《中国之武士道》，蔡锷（奋翮生）发表长篇论文《军国民篇》，而与之相呼应的有鲁迅的《斯巴达之魂》……。这次，恽铁樵又借欧战之机，重提军国民主义，以鼓动同胞的爱国情怀。在这方面，恽铁樵自己连续译了若干篇欧战小说，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从第 7 卷第 1 号起，恽铁樵接连翻译了《沙场归梦》、《爱国真诠》、《吾血沸矣》、《与子同仇》、《献身君国》、《战事真相》等小说。《献身君国》写英国民众的卫国参军热情。在《献身君国篇书后》中谈了自己的译后感，因为篇中写到英国女子的参军义勇制，而中国则因宗法社会遗毒而阻力重重，“军国民与宗法绝不相容” 20 言下他甚至对造成中国封建宗法的孔子与周公也进行了讥剌。与这种战事小说相映衬的是他所辑的《武侠丛谈》 21 ，无不是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认为救吾国力孱弱，生气消沉的对症药方之一就是“军国民”、“武士道”、“武侠”、“尚武”之提倡。

在编《小说月报》时，恽铁樵也注意言文一致的通俗教育。“文字以浅显能逮下为贵，浅至弹词，浸浸乎言文一致矣，言文一致，传播文明之利器也，白话小说虽亦言文一致，而无韵之文，总不如有韵之文入人之深，故我主张弹词。古近体诗，境界太高，自不待言，旧有之弹词，亦有韵之文，且所以感人者力量至伟。然天雨花、凤双飞之类，总不能使满意。故勿论其窥墙待月之不足为训；即措辞较雅饬者，要不外状元宰相之思想。我国人无平等观念，其大原因即此种思想为之厉阶……故主张新体弹词。新体弹词者，利用言文一致与有韵之便利，排除淫亵与自大之思想，发实行通俗教育也。” 22 这就是恽铁樵在他编辑的《小说月报》上大力提倡新体弹词的原因，作为一种通俗教育的手段。他对白话小说的助推力，就远远逊于新体弹词。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那就是针对吴曰法的《小说家言》中说的“以俗言道俗语情者，正格也；以文言道俗语情者，变格也。” 23 恽铁樵的“理论”就在此文的跋语中：“小说之正格为白话，此言固颠扑不破。然必如《水浒》、《红楼》之白话，乃可为白话。换言之，必能为真正之文言，然后可为白话。必能读得《庄子》、《史记》，然后可为白话。若仅仅读《水浒》、《红楼》，不能为白话也。……无古书为之基础，则文法不具，不知所谓提挈顿挫，烹炼垫泄；不明语气之扬抑顿坠。” 24 可见，恽铁樵对白话作小说的要求是极高的。他在 1915 年发表的这一观点，几乎与鲁迅在 1926 年所批评的朱光潜的观点类似：“要做好白话，须读好文言。”鲁迅说：“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气闷的沈重。” 25 可是我认为，这 1915 年与 1926 年的情况是有些不同的。在 1915 年，那时的白话文，大多带有一种“写话式”的稚嫩。到 1926 年，那时文学革命已经过了 10 个年头，白话文经历了 10 年历练，已趋于成熟。正像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一样，那是有时代背景的，如果将鲁迅这句话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那不就成了民族虚无主义者了吗？对白话的规范，恽铁樵的要求是非常苛酷的。他希望当时作为美文的白话文，要“提挈顿挫，烹炬垫泄”，“扬抑顿附，轻重疾徐”，就像做他的古文一样，能经得起朗诵。他常自叹，自己不能操普通话，是写不好白话小说的又一障碍。正由于恽铁樵的这种“语言观”，在他编《小说月报》时，对白话文的倡导与对弹词的重视是不成比例的。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自从林译说部丛书在中国大流行以后，那一时段中，林琴南式的“史汉体”的古文是畅行一时的。而这种畅行与恽铁樵的“语言观”是合拍的：要么用并“史汉体”的古文，要白就白到弹词，那种达不到他要求的白话就只好“靠边站”了。从中我们也看到恽氏在这一问题上的差误。

（三）

恽铁樵在著译方面也有他的成就。他是靠翻译步入文坛的，当时他译的全是言情小说，由于他选择的小说的可读性强，他的译笔又好，于是一举成名。周瘦鹃就有如下的回忆：“最初读了《小说时报》中的长篇小说《豆蔻葩》， 醰醰 有味，觉得他的一枝译笔 和林畏庐 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又读了《黑衣娘》、《波痕荑因》诸书，对于他老人家的印象更深。他所译的几全是英国却尔斯佳维的作品，全是悱恻缠绵的言情小说。” 26 周瘦鹃自己也是一位著名的译家，而且也译过却尔斯佳维的小说，行家评赞应该是很有份量的。曾有一位名叫冯玉森的香港读者，读了恽铁樵的短篇《情魔小影》、《出山泉水》等多篇译作，非常赞赏他的译笔，就邮寄莫泊桑的原著小说给恽，并附信说：“吾每以《海滨杂志》与足下所译对照观之，辄觉译文为优。动译名家小说当更有可观。”当然是希望他译莫泊桑的佳作。恽氏果然译了，他的跋语实际是给 冯 君的回信：“ 冯 君嗜痂，增我惭恧，重违其意，画此依样葫芦。夫文之佳者，必其中有我。今处处为原本束缚，不佳可知。 冯 君将何以教之？” 27 这位 冯 君也不是一般的读者，对照原文，经过研究，才作出评价：“辄觉译文为优”。恽氏的回答是，虽是译文，“必其中有我”。在这里我们跳开“信雅达”之类的标准，恽氏的译文有时的确令读者觉得他的文采不凡。如却尔斯维佳的《 Just a Girl 》，他译为《豆蔻葩》：一朵豆蔻年华的奇葩。译得如此之雅，使人们钦佩不已。在译到女主人公伊瑟姆初遇男友示爱时，他动用四六骈体：“辟开情窦，梅花性早，著花岂待春风；豆蔻含葩，烘开宁须午日。观下文伊瑟姆之由来，便是证明。” 28 此类文字当然是他的意译，甚至是他的译意。但是，在当时的许多文士看来，就是属于他的极有文采的译风了，也是他所说的“必其中有我”。

当年正是中国青年争取婚姻自主而奋斗之时，应该说，恽氏是极重言情的：“小说以言情为要素，否则必不动目”；可是他又补充说：“吾侪为小说，不能不写情欲，却不可专写情欲。” 29 他将言情视为创作的要素，可是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恽铁樵在编《小说月报》时，是非常“排斥”言情创作的。他之所以少登言情小说是因为当时创作的言情小说质量实在不高。 1912 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出版以后，风行一时。于是“东施效颦”者纷起，形成一股写“哀情小说”的潮流，而且愈写愈雷同。恽铁樵对此很不满意。他说：“爱情小说所以不为识者欢迎，因出版太多，陈陈相因，遂无足观也。去年本报上几屏弃不用，即是此意。……多用风云月露、花鸟绮罗等字样，须知此种字样有时而穷。试取清乾嘉时骈文大家如北江、瓯北诸集为精密之分析，其所引典故，也不过洋装两厚册而止。今之小说，层出不穷，即尽以两厚册装置胸中，以有涯应无涯，犹且涸而可待。……宜乎换汤不换药，如一桶水倾入一桶水，而读者欲睡也。” 30 他甚至提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的观点：“外国言情小说，层出不穷，推原其故，则彼邦有男女交际可言，吾国无之；彼以自由婚姻为法，我国尚在新旧嬗变之时。……是故欧洲言情小说，取之社会而有余；我国言情小说，搜索枯肠而不足。”但是他也并非一概否定言情创作，而是积极为它开拓新路，提出了“社会言情小说”这个概念：“言情不能不言社会，是言情亦可谓为社会。” 31 他将那些搜索枯肠的陈陈相因的所谓“纯情小说”引向社会言情小说的广阔天地中去。我认为恽铁樵是当时真正懂得文坛上言情小说千篇一律的病根的人。

在翻译小说的原本的选择上，恽铁樵尤喜外国的“巧构小说”，在短短的篇幅中极尽构思巧妙之能事。这可以他所译《贪魔小影》为代表。恽铁樵的创作的数量要比翻译小说少。大家过去只知他在 1913 年 11 月就写过《工人小史》，描写一位很有骨气的工人的悲苦生活现状。大概是从“题材决定论”出发，因此，即使是极“左”的酷评家也没有敢公开批这篇小说。可是就艺术而言，这篇小说还是不及《新论字》和《村老妪》等小说。《论新字》也属“巧构小说”的佳作。《村老妪》是通过一个村老妪的目光，看民国初年的基层选举的种种弊端，极具讽剌性。恽铁樵除了自己善于创作短篇小说外，还以编者的身份，为来稿作润色，甚至是改写、重译或校订。编务工作搞得特别细致。原作者是谁，他均一一注明，自己作了润色加工甚至改写后，还要加上跋语。如修改小说《七十五里》后，他加跋语评点说：“是篇得自投稿，原文意有未慊，删润一过，仍嫌直致。惟中叙朋友交谊，不无一二血性语，不欲以文字之致，竟弃置也。” 32 恽铁樵是编、译、著皆能的全才。

（四）

在简叙了恽氏的编、译、著的成就之后，才有了剖析他的弃文从医的悲剧因由。他并非是在文学上没有出路，才去改行从事他业的。不过每遇一个社会的大转折时期，总会有人被时代列车的惯性摔出轨道去的，或者是被同乘者挤出车门之外的。“五四”时期是这样，解放战争后期或开国时，均有这种现象。但恽铁樵并不是在文学界生存不下去的人。他对“五四”青年爱国运动也是积极响应的。 1919 年 6 月，他还上街散发罢课公启。据张元济 1919 年 6 月 7 日 日记：“恽铁樵又有公启。逼人罢课。梦与伯俞来商，余意只可听人自由”， 33 不予干涉。那时，他虽解脱了《小说月报》的工作，但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民国九年庚申（ 1920 ），先生四十三岁，六月辞商务书馆《小说月报》主编之职（此处有误，主编之职是 1917 年底辞去的——引者注），始悬壶问世。” 34

关于恽铁樵弃医从文的原因，过去一直认为他的孩子因病误于庸医，才奋志研究医学：鲁迅因父亲的病误于庸医，而立志学医；而恽铁樵是因儿子误于庸医而弃文从医，情况似乎近似，其实这仅是恽氏原因之一端。“民国五年丙辰，先生三十九岁，长公子阿通年十四病白喉殇，先生乃奋志治医。” 35 “其时他的子女数人，因病误于庸医，他愤极了，就自己研究医学。博览群书，艺乃大进。后来他的幼子，忽得重症，中西名医都回绝了。他自己试开一方，果然一帖而愈。最初他并不悬牌，后来一般亲友前来求医的渐多了，他才宣告以医济世。他的医学很有精密的见解。对于幼科更有心得。钝根、芙荪家的孩子病重已到最危险的地步，都经他在死神手中把两条小性命夺了回来。” 36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 1920 年后，恽铁樵也深感自己在文学界已不再适合于生存了。首先是在商务印书馆内部，他渐渐地被目为“顽固派”，至少是一个“保守分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茅盾从 1920 年《小说月报》第 11 卷“半革新”开始，就认为：“《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从 1920 年 1 月出版那期开始，亦即《小说月报》第 11 卷开始，这说明： 10 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 12 卷起的全部革新。” 37 此话虽然是茅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所说的，但当年的气氛是可以想见的。恽铁樵在 1920 年 6 月就离开商务印书馆，也是走得其时，因为 1923 年《小说世界》出版时，疑古（钱玄同）的调子与做法更为激烈，在《〈小说世界〉与新文学》的文章中，“不但把《小说世界》第 1 期出现的那些牛鬼蛇神，骂了个狗血喷头，也把商务当局冷嘲热讽，看得一文不值，说他们刚做了几件像人做的事，就不舒服了，‘天下竟有不敢一心向善，非同时兼做一些恶事不可的人！'” 38 这种谩骂式的言语，当然也与恽氏的一贯作风不同。他在编《小说月报》时宣称：“本报宗旨，不主张骂人，含沙射影，尤所深戒。” 39 所以恽铁樵还是走的好。

我们从这一角度去论述，是否就是说，是新文学作家将恽铁樵“逼”走的呢？我认为按恽氏的性格，逼是逼不走的。他如果仍然坚持在文学界，即使是一些新进的作家反对他，他也会像以“中医”对待“西医”的态度一样，改进自己，将逆境视为动力。他说过：“中医与西医同化，应受影响而改良，而不应被征服。” 40 恽氏对某些西医对中医的反对，是视为促进中医改良的动力：“西医反对亦不足为患。凡学术之进步，都在逆境，不在顺境。所以孤蘖多达，忧患多生。西医之反对适足玉成中医。惟自身败坏，却是膏肓痼疾，足以致命之点。” 41 恽铁樵是有原则的有气魄的。如果在文学界，他会改良自己，但决不会被征服；他会将新进作家的反对，看成是一种“玉成”他的“忧患多生”。但他的与文学界断绝关系，还有其它的原因：

他自从悬牌应诊以后，对于文学早已搁笔，偶然有兴，有了什么新著，大家都当是吉光片羽，珍贵非凡。去年某旬刊出版，编者好不容易托人出来， 向 先生索了一篇《妃坡小传》，等到出版的时候，原题易为《快活之王》。先生很不高兴。从此宣言，不愿多做小说了。先生的近著，除掉这篇以外，还有《半月》第一卷上，一篇白话小说《无名女士》，却是瘦鹃再三以交情恳请而得的。此外的书报上，却不再见他的只字了。 42

查《半月》上的《无名女士》是发表在第 1 卷第 2 号上的， 1921 年 11 月出版。而某旬刊即《快活》，《妃坡小传》发表在创刊号上，时间是 1922 年 1 月。也就是说，恽铁樵是 1920 年 6 月弃文从医的，到 1922 年 1 月后，他就与文学界基本上断绝了文字往来。他的文章题目并非一定不能改，但将《妃坡小传》改为《快活之王》纯粹是一种“噱头“，他极为不满。

新进作家是容不下他的，而自己过去的某些“文友”又不大长进，他可以说是“两间余一卒”，但他“荷戟不彷徨。”他为什么能“不彷徨”？他的“戟”指向何方？那就是革新中医。恽铁樵精通古文，又懂英文，他既在博览古代医典的基础上，对中医学理溯本求源，又能用外语参证西医医理，他下大功夫在改革中医的事业上，因此被誉为“我国医学革命之创导者”。 43 他“诊余著述甚勤，晚年所著尤多。学说多折衷中西，凡所发明，皆有实验。形能之说，卓然成一家之言。近年来国医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人咸知革新以应潮流。先生实为之先导。一介寒儒，卒成医林一代宗匠，不亦伟哉！” 44 恽铁樵留下来的医学著作比他的小说译著多得多。有 8 大卷的《药庵医学丛书》，有 20 期《铁樵医学月刊》，有 1 册《国医馆与恽铁樵往来之文件》……。

我们是学文学的，也不妨读两段恽铁樵的医学论文：

予之医学，是创作的，其实是刷新的。中国医学可贵处在验方，而受人指摘所在，在无标准。盖无标准则虽有千万验方，不能用之适当；用之不当，虽有千万方，等于无方。乃不成为其医学矣。标准二字，非易言者，必须学理。所谓学理，不但是病理，尤当明生理。欲明生理，则非参用西学不可。然又非依样葫芦可以济事。…… 45

话说得非常透彻，说明中医要学习西医的必要性；可是他也敢于批评那些对中医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人：

但世有学习西医之人，对于中国国粹毫不爱惜，甚至谓轩歧杀人已四千年于兹。如此者其人神经实太躁急，得吾说而存之，亦一剂安脑药也。 46

恽氏对中医改革的另一个大功劳是，两次创办中医函授学校。 1925 年第 1 次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受业者 600 余人。一时医学界风气丕变，但亦为守旧者所忌，于 1928 年停办。大凡称“学校”，是要经过当局批准，因此很容易被守旧者勾结当局勒其停办。 1933 年复办“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这事务所就不易勒令停办了。受业者从 1933 年的 364 人，至 1936 年的 753 人（恽逝世后，曾由他的学生与子女续办了 1 年多）。为配合函授，他还于 1934 年 1 月，创刊《铁樵医学月刊》，至 1936 年 1 月停刊。他的办学是卓有成效的。我们不懂医学，但不妨抄两段有关学员的情况，以了解概貌。一则是一位学员的家长，是位老中医，读了他儿子所发到的恽氏函授讲义，也深有心得，主动给恽氏写信：

学员 谢逸民 君之尊人焕棠先生来函，称颂恽师医学。有“理贯天人，学通中西”两语。先生可以当之无愧。“棠读医书垂二十年，结果疑难山积，无可自慰。今读讲义未久，恍如黑夜逢灯，渐能认识路径”等语。 47

可见恽氏对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的解释，自有心得，令人钦服。再抄一位北平协和医大的学生，也来报考铁樵中医函授学堂后，恽铁樵与他的通信：

学员 刘伟通 君，系北平协和医大学生。西学根柢极深，所作第 1 次课艺，解释“营卫”二字，及今后中医改进之途径二篇，洞中肯綮。恽师复函嘉奖之。中有“今后中医界，安得如我兄者，为之整理亭毒，使得扫阴霾而见天日乎”等语。 48

抄书抄到这里，我感慨万千。这像一个“顽固派堡垒”的守门神的嘴脸吗？在文学界是“顽固派”，但到了医学界，能突然放一异彩？这样提出问题，有人也许觉得太尖锐了。那么还是心平气和地评说几句。恽氏正当是辛亥革命后，民国元年主持《小说月报》，到文学革命初兴那年中止《小说月报》编辑之职。他在任此职期间，的确可称得上“慧眼伯乐”，他编、译、著皆能。他能将当时的《小说月报》办成从事文学创作者的公共园地，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他也有自己局限性。不过在这时段中，写小说的人要像“五四”以后的作家有那么新的思想，恐怕也难。鲁迅的《怀旧》与叶圣陶的《倚闾之思》、《旅窗心影》的立意也不过如此。以《怀旧》与《狂人日记》相比，不啻是一种飞跃。当恽铁樵领教了那些自认为“唯我独革”的新文学作家们某些言行（“唯我独革”并非从“文革”始，在我们某些新文学作家身上早有所表现，也是酿成新文学界自搞无谓争斗的风景线的动力），又由于自己有志于医学，也就自愿退出了文学舞台。他悬壶济世后，看到中医处于“飘摇风雨”中，“其一是政府中人反对。其二是西医反对。其三是自身败坏。” 49 于是挺身而出，要改革中医。他在医学界的许多作派，是文学界移植过去的。办杂志，办函授，著书立说，都与过去文学根底有着因缘关系。文学虽能改变人们的精神，但他在医界竟也参与拯救国医这一民族瑰宝。无论在文学界或医学界，我对恽铁樵的建树，只能用四个字来表达：“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