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大师”
梅贻琦先生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因为这些年来，大师称呼泛滥，又出现王林这种事件，所以，人们谈"师"色变。说实话，大师这名字并不怎么好听，幼儿园的老师，也称为幼师；下厨房的人称为厨师；卖烧饼的，称为大师傅；按摩推拿的称为技师；当然还有教书先生被称为老师；替人打官司的，被称为律师；给病人看病的被称为医师。但博士生导师也是近些年才开始恢复这个叫法，“博士”这一名词，很多人是先从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中才读到，还有《围城》中读到，我们小时候只听说红卫兵小将和红小兵，而“导师”一词一直是用于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
听说日本那里的人也不称大师了，比如，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手冢先生称为“大神”了。我以前在中国黄埔军校的“大师”校友里，彼此都觉得叫“大师”太老土，喜欢称为“大侠”。可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大师主要
是指文方面的，而大侠则是指武了。“漫画”一词是丰子恺从日本带回来的，可“大师”是谁从国外最先带过来的，还没考证。
大师从字面上来说，比老师更年轻一些，比幼师又更大一些，但老师和幼师要与大师相比只是处于一个攀登高峰的起步阶段。字典上的释义是：（1）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他是艺术大师。(2) （名）对和尚的尊称。
“大师”一词其实在我国古代就有，如《史记·儒林列传》：“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百喻经·治秃喻》：“时彼秃人往至其所，语其医言：‘唯愿大师为我治之。’”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二百餘年来，讲堂茂草、弦诵闃如。词章俭陋之夫，挟科举速化之术，
儼然坐皋比、称大师矣。”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大师的称呼是从李叔同开始叫起来的吗？可人们只知道他叫弘一法师。其实，在清末民国时代，肯定还有人称为大师的，但最如雷贯耳的就是刘海粟先生，“艺术大师”这顶帽子真好像就是为他一个人戴的。后来，才是梅兰芳、徐悲鸿。林风眠尽管是巴黎科班出来的高材生，官办的杭州美专校长，但他只喜欢人称为他为林校长或美术教育家，只有刘海粟当之无愧。
后来这顶帽子又移到其他领域，京剧演员梅兰芳，还有学者王国维。到了当代，又有象棋大师，围棋大师，相声大师。此后，大师一词多如牛毛，铺天盖地，鱼龙混杂。所以真大师反而被假的大师打倒了，“大师”一词，让人谈师色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无论是报刊还是电视上，用于大师的多半是指民国时期的人物。那时刘海粟还在世，报刊对他的称呼还是刘海粟教授，他十上黄山，江泽民同志亲笔为“刘海粟十上黄山画展”作序言，也称他为刘海粟教授。里面没有一句“大师”。二零零几年，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水墨动画大师”的文章，称特伟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水墨动画大师，这可能是最早对一个行业里用“大师”称呼的评价。其实，以前报刊，尤其是《孙悟空》画刊，都是称他为特伟"伯伯"，根本没有什么大师。1981年，他去日本考察，媒体称为我国著名动画考艺术家。
但比我写“中国水墨动画大师”的文章还早几年，湖南《长沙晚报》就曾在网上发布消息，邀请邱云光等大师来长沙为读者签名。当时，网上还未有人称特伟为大师，我也从未在网上写过认识特伟的文章，现在那条《长沙晚报》消息已经找不到了。那时候，我的粉丝看到介绍我的文字头一行是与新加坡漫画先驱邱高朋同根同源。也收到《长沙晚报》给我的邀请函，我参加活动的名字已经出现了，我好像看到网上有图片，不过我未亲自光临现场，但确有媒体称我为大师。那时候，新浪博客好像还未出现，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保持低调些为好。
那时候，翻中国艺术家辞典，没有“伟大”一词称呼，而“杰出”是最高的评价了。比如“夏衍”，在中国电影家列传里面，就是用“杰出”一词，再过来就是“著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新文学史料”张恨水的《写作生涯回忆》，也没称他为大师，只是换了个名字“章回小说大家”。可见，“大师”一词，文革后，基本上打入冷宫了，说起“大师”一词来，人们也是羞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我当时为什么去投考“大师动画”？确实是
大师给我一种神秘感。那时，见到台湾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那些授课老师，男的都是梳着马尾辫，或披着长长的头发，还真像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那样，画起人体模特素描来。珠海有个王中元创办的宏广动画，深圳也有个太平洋动画，还有苏州也有个台湾人办的动画公司，但都不像大师那样吸引我，后来，我就把它当成了中国动画的黄埔军校。那里的训练方式都是按日本人的教学方式，日本人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单调刻板枯燥的，但正是这样刻苦耐劳，使得他们在二战后从一个废墟的战败国家重新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李叔同、鲁迅只要去日本一趟，就比那些留学英美的画家作家起得作用还更大，成了我们中国的文艺旗手。
关于大师，当代画家范曾曾有这样的论述。
（画分九品，可分为正六品与负三品）：
一品，谓之画家，作品赏心悦目 范曾为孔子造像；
二品，谓之名家，作品蔚然成风；
三品，谓之大家，作品继往开来；
四品，已成大师，凤毛麟角；
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
六品，可称魔鬼，从未看到。
负一品者叫痴，终身勤于斯而不闻道，不知美为何物者也；
负二品者叫迷惘，探之愈久，其去益远，与美背道而驰懵懵然不知觉也；
负三品者叫恶棍，与美为仇寇，不共戴天，大体精神变态，心灵污溷，与罪犯趋
近，苟有审美法庭，绝对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剥夺公民作画权利终身。
所谓“大师”在范曾看来，还只是四品。而范曾说的六品，可称为魔鬼，看来，大师还只是中上等水平。
魔鬼大神才是艺术最高境界。但世界上没有什么魔鬼神仙的，要创造人类的奇迹全靠你自己。大神只是你的灵魂信仰，你战胜了他，你就是人类伟大的灵魂工程师。
刘海粟说：“艺术的真谛往往是古到极点，便又新到极点。”这就像我们有时概念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大师之桂冠从刘海粟那里传来，到“文革”时候打入冷宫，到今天又成为个时髦话题谈起，这是老得掉牙又新得发芽的话题，但梅校长的话里则是要大师胜过大楼，是指的培养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世界一流的大学者。
在今天梅校长看来，我们的大楼相比起来是多了不少，但是培养“大师”的目标任重道远，老师们仍须努力。
中国人近代各领域之父
太平军之父洪秀全
维新之父康有为
新民之父 梁启超
外交官之父 黄遵宪
宝岛诗坛之父丘逢甲
民国之父 孙中山
留学之父 容闳
飞机之父 冯如
铁路之父 詹天佑
油画之父李铁夫
电影之父 郑正秋
清华之父唐国安
博士之父 伍廷芳
央美之父郑锦（1917年应教育部聘请，负责筹备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为中央美术学院前身，该校于1918年4月15日正式成立，教育部委任郑锦为校长）
音乐教育之父 萧友梅
近代情僧言情小说之父 苏曼殊
现代文学长篇小说之父 张资平
现代象征派诗歌之父 李金发
央音之父马思聪（建国后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院长）
人民音乐家之父 冼星海
北院之父陈波儿（北京电影学院创办人）
百货公司之父 马应彪
军医之父 徐华清
军用飞机之父卢维溥
食品生产之父 冼冠生
国际数学奖大满贯之父 丘成桐
物理学之父 吴大猷
建筑学之父梁启超
中国美术学院之父 林风眠
画报之父 伍联德
民俗学之父 钟敬文
水墨动画之父 特伟
乒乓球之父 容国团
游泳之父 戚烈云
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足球之父 唐福祥
新加坡国父 李光耀
林语堂 : “ 一群广东人，半部近代史”
中国两院院士数量：
1、上海229
2、北京100
3、苏州70
4、南京39
5、杭州36
6、重庆32
7、武汉31
8、成都29
9、广州21
10、深圳0
中国历代状元和才子分布（排名前十）
在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古代考状元并非易事，要经过童生、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五个阶段。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封建社会的文人都把考状元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千古名言不知激励多少学子卧薪尝胆、悬梁刺股、死钻八股、勇跳龙门。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因其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又因居三鼎甲之首，亦别称鼎元。
状元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为炫耀的一个。科举制选状元肇基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科举考试开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考，凡1282年间历代王朝共选拔了文状元599人，武状元185名（有姓名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为唐武德五年（622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最后一位状元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最年轻的少年状元当数唐高宗永徽七年登第的苏瑰和咸亨四年登第的郭元振，皆不足十八岁；最老的状元是唐代的尹枢，一生考了几十次，直到七十多岁才自荐考中了状元。今天可知的有姓有名的状元共有599人，其中唐代141人，五代十国16人，两宋118人，辽代54人，金代31人，元代32人，明代89人，清代114人，张献忠大西国1人，太平天国3人。
历代状元是时代的佼佼者，有些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了国家，影响了时代，亦或是在学术上颇有造诣，最终名垂青史。著名的状元有：
1、文天祥：.历代状元中，最为后世崇敬的民族英雄，是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丙辰科状元文天祥。他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誉为“状元中的状元”。
2、张謇：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的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状元张謇。他于及第后次年（1895年）即从事实业活动，先后办起数十个企业及大批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影响遍及全国，被誉为“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
3、王维：诗、画成就最高的是唐开元十九年（731年）辛未科状元王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歌艺术被赞为“自李（白）杜（甫）而下，当为第一”。其绘画被推崇为“南宋绘画之祖”，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则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
4、杨慎：著述最丰的是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状元杨慎。他不仅工诗，而且能文、词和曲，并重视民间文学，是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其平生著述达四百余种，虽多散佚，仍留存一百多种；现存诗作二千三百首左右，著述之丰，明时推为第一。
5、翁同龢：对中国政治局势起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清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状元翁同龢。他一生两为帝师，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积极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最终促成“戊戌变法”，使当时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6、郭子仪：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郭子仪，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的。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他力挽狂澜，平定了“安史之乱”，居功至伟，皇帝赞其“再造唐王朝”。
自古以来，有些地区崇文重教，文化昌盛。现在结合历代状元和进士的籍贯，给大家罗列一下。
一、江苏苏州：中国古代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被誉为：状元之乡，院士之乡，科技之乡、戏曲之乡，书画之乡。仅明清两代苏州进士792名。苏州府知名进士有范仲淹、范成大、钱谦益、瞿式耜（明末民族英雄）、翁同龢。
二、浙江杭州：文化仅次于苏州的地方，但进士数量不会少于苏州。明清进士1034名，宋代由于南宋定都临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杭州进士数量肯定最多。杭州知名进士有沈括、于谦、袁枚、龚自珍。
三、江苏常州：据说古代人才数量排名中国第四。从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文科进士1546名，其中状元9名，榜眼8名，探花11名。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自古以来就是诗书礼仪之乡、钟灵毓秀之地。
四、福建福州：历代文状元19名；唐代文进士34名，宋代进士2247名（可能包括特奏名进士），明清进士933名，出现“一榜三鼎甲”、“三科三状元”的科举罕事。一榜三鼎甲：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该科状元郑性之（侯官人），榜眼孙德舆（福清人），探花黄桂（侯官人）全是福州人。三科三状元：自宋乾道二年至八年（公元1166—1172年），福州属县永福（今永泰县）萧国梁、郑侨、黄定三人连续三届夺魁，以“一县七里三状元”打破科举史记录。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是福州侯官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
五、浙江绍兴：据历代府、县志书《选举》进士名录辑录，仅绍兴市区及绍兴县就有1216名，其中状元11名，榜眼7名，探花5名。绍兴进士名人：贺知章、陆游、蔡元培。
六、江西吉安：历代进士约3000名。吉安进士名人有欧阳修（省元，即会元）、文天祥、杨万里、解缙。曾经的江西鼎盛时期用一段话来概括：鱼米陶瓷之乡，一朝三内阁，朝士半江西，八方皆通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豪欧阳修、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胡铨、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主持纂修《永乐大典》的明朝大才子解缙、明朝初期担任20多年内阁首辅的杨士奇、明朝地图学家——罗洪先、明朝东林党首领之一的邹元标、与王阳明分庭抗礼的明朝大儒罗钦顺。
七、浙江宁波：从唐至清，宁波共有进士2483名，其中明清鄞县进士693名，余姚436名。余姚人，大思想家王守仁号阳明，进士出身，其父王华为明成华十七年（1481）状元。创建“天一阁”藏书楼的范钦，鄞县人，也是明代进士。曾经显赫一时的四明史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就是发源于宁波的。
八、福建莆田：莆田为“文献名邦”，历代共有2308名，其中宋代1666人（含特奏名进士），明代兴化533名（以县而论全国第一），清代只有50多名（退步较大）。著名的北宋三蔡：蔡京、蔡襄、蔡卞就是莆田仙游人。
九、福建泉州：自唐贞元八年（792）欧阳詹首登“龙虎榜”，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古代泉州府文进士总人数1773名，其中晋江县（包括泉州市区三区、今晋江、石狮）进士1299名。
十、安徽徽州：2000名左右，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美誉。据光绪歙县进士许承尧《歙事闲谭》，仅清顺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的248年间，歙县本籍、寄籍进士就有290多名。在徽州人的人文精神中，安贫守道、义薄进取、酷嗜书史、尊儒重教，就像自己的血型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块儒学成长的沃土，是我国最适宜产生硕儒、大儒的地方。
唐诗第一人----名相张九龄
在中国诗歌最繁荣的朝代，非唐朝莫属；在唐朝中，最能代表那个时代文化繁荣的作品，非《唐诗三百首》莫属；在《唐诗三百首》诗歌选集中排名第一的，非名相张九龄莫属。
提起写月亮的诗句，可能大家会对很多千古名句脱口而出，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或是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
榜上有名的一定还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耳熟能详的诗句，出自唐代诗人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望月怀远》。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还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宰相的岭南人。清朝大文人王夫之称赞他是“当年唐室无双士，自古南天第一人。”
那张九龄是如何从蛮荒边疆的一介书生成长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诗人宰相”的一生。
01 少有才名，进士及第入仕途
张九龄，字子寿，出生于韶州曲江，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韶关。自张九龄的曾祖父开始，张家几代人都在地方上做官，在广东一带颇有声望。
张九龄自幼聪明好学，据说七岁就能诗善文，从小就展示出过人的才华，在当地有“神童”的美誉。
可是在唐朝科举制度下，一个人若是想要入仕为官，光有才学和美誉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赏识的“伯乐”才行。张家几代人混迹官场数年，早已摸透这个官场规则。
张九龄十三岁那年，他
前往广州拜见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读完张九龄的文章后，当即认定他是一位难得的神童。他拿着张九龄的文章对身边的人说：“此子必能致远。”
有了王方庆的赏识和肯定，张九龄更加勤奋学习。皇天不负有心人，长安二年，24岁的张九龄进京赴考，一举中第，从此走上仕途。
这令那些有地方歧视的人对张九龄刮目相看，原来在岭南蛮荒之地，竟有这样的才子！
不久后，张九龄被授予校书郎一职，从此步入仕途。随后太子李隆基招揽天下人才，亲自策问，张九龄的才华又一次让他脱颖而出。先天元年，李隆基即位，张九龄被擢升为左拾遗。
但被皇上赏识并不意味着从此能够平步青云。在张九龄担任左拾遗期间，他因直谏当朝宰相姚崇，招致其不满。张九龄深知自己远不够资格跟姚崇斗，于是在左拾遗任满四年，张九龄以侍候母亲为由，辞官归隐岭南。
当时出入岭南必经大庾岭，此路险峻狭窄，且年久失修，不时有坍塌风险，往来极为不便。回乡途中，张九龄萌生了重修大庾岭古道的念头。
回到岭南的张九龄，立即上书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古道。当时的广州已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南北商旅往来频繁，唐玄宗有意改善岭南交通，因此张九龄的请求很快便得到朝廷的批准。
于是张九龄亲自主持大庾岭古道的开凿拓宽工程。开元四年十一月，他带着工作小组，亲自考察现场，研究地理地形，率领农闲的广东百姓施工，开凿修筑出一条宽一丈多、长二十多里的道路，于开元五年春天就完成了工作。
大庾岭古道修通后，南北交通得到极大改善，古道上商旅络绎不绝，后人称之为“古代的京广线”。张九龄修大庾岭古道，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张九龄怀有满腔报国的热情，即使无法在皇帝身边为他排忧解难，但能为家乡百姓做点实事，也算是把为民谋福祉落到实处。
因在修路项目中表现优秀，开元六年，张九龄被召回京，授职左补阙，之后又提升为中书舍人。随着朝中能臣相继被调任或去世，加上前宰相张说的大力举荐，开元二十二年，玄宗对张九龄委以重任，授予其“中书令”一职，实际上就是行宰相之责。
出身于岭南边疆地区，张九龄凭着自己的才学和努力，一步步做到了宰相，即使中间有辞官和被贬等经历，但变换的是职务，不变的是他那颗赤诚忠贞的报国之心。
人生数十载，总会遇到挫折或磨难，只有不忘初心，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行，才能实现心中梦想。
02 忠耿爽直，尽显谏官之本色
张九龄是名副其实的“贤相”，为坚守正义，他直言敢谏，数度得罪权臣贵胄，甚至触怒唐玄宗也在所不惜。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力阻玄宗废掉太子李瑛。
彼时，武惠妃受宠，唐玄宗在武惠妃的撺掇下，想借故废掉太子李瑛，把武惠妃的儿子立为太子。但张九龄却坚决反对，甚至搬出隋文帝错废太子而致失国的典故，希望皇上以国家江山为重。
武惠妃秘密派近身宦官去游说张九龄，意思就是，有废就有兴，你站在我们这边，以后这宰相的位置就可以坐得长长久久的。但张九龄严辞拒绝了武惠妃的糖衣炮弹，把宦官轰了出去，并将此事报告玄宗。
在这场太子废立风波中，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稳定朝廷局势，张九龄不惜得罪了武惠妃，也令玄宗大为不快。
张九龄的忠耿爽直，还体现在用人上敢讲敢说。
开元二十三年，镇守幽州的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立下大功，玄宗打算提拔张守珪做宰相，以作奖励，但张九龄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宰相是代替皇帝来治理天下的，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当宰相的德才，才能任命，把“宰相”这个职位作为一个奖品，实在太儿戏。
玄宗退一步问：“仅仅给一个名号，让他当空头宰相，如何？”张九龄坚定地说：“名号也不能随便给，今天张守珪大破契丹，就能当宰相，假如有人平定了奚族和契丹，陛下您又加封他们什么官呀？”玄宗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在张九龄看来，不随便把荣誉授予他人，是爱惜荣誉。适当的奖励可以激励立功者，但轻易给他们过高的荣誉，则难免功高震主。
张九龄不仅在用人上敢说直谏，在识人上也有犀利的眼
在这场太子废立风波中，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稳定朝廷局势，张九龄不惜得罪了武惠妃，也令玄宗大为不快。
张九龄的忠耿爽直，还体现在用人上敢讲敢说。
开元二十三年，镇守幽州的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立下大功，玄宗打算提拔张守珪做宰相，以作奖励，但张九龄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宰相是代替皇帝来治理天下的，只有当一个人具备了当宰相的德才，才能任命，把“宰相”这个职位作为一个奖品，实在太儿戏。
玄宗退一步问：“仅仅给一个名号，让他当空头宰相，如何？”张九龄坚定地说：“名号也不能随便给，今天张守珪大破契丹，就能当宰相，假如有人平定了奚族和契丹，陛下您又加封他们什么官呀？”玄宗无言以对，只好作罢。
在张九龄看来，不随便把荣誉授予他人，是爱惜荣誉。适当的奖励可以激励立功者，但轻易给他们过高的荣誉，则难免功高震主。
张九龄不仅在用人上敢说直谏，在识人上也有犀利的眼光。但毕竟忠言逆耳，并不是每次劝谏皇帝都是愿意听的。
一次，时任范阳偏校的安禄山入朝奏事，态度傲慢张狂，张九龄只见了他一面，就断定“乱幽州者，此胡雏也。”
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在执行某军务时因轻率用兵而惨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将其押送京城，奏请朝廷发落。张九龄主张立即将安禄山杀掉。但玄宗却刚愎自用，为宣示“皇恩”，准备将安禄山无罪释放。
张九龄极力反对，他苦口婆心劝诫玄宗，此人狼子野心，一脸坏模样，不惩治以后必成大患。
唐玄宗听了大为不快，一句“不要误害忠良”，当即赦免了安禄山，纵虎归山，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祸患。
不得不说张九龄还是有一些见微知著的能力的，很快他的预见就成了事实。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公然叛国，唐朝自此进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迅速走向衰落。
在其位，谋其职。身为宰相，张九龄心系江山社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把直言劝谏当成自己的职责，为开元之治做出了卓越贡献。
03 提携后辈，开创盛唐田园诗派风气
张九龄在官场上不仅尽忠职守，直言敢谏，还实行选贤任能的用人政策，提携了大量的有识之士。
其中受张九龄提携的文学才俊，就有盛唐的两大田园山水大家王维和孟浩然。
王维因“舞黄狮子”事件被贬济州，他向张九龄献诗自荐，张九龄很欣赏王维的才学志趣，在自己拜相后，很快便升任王维为右拾遗。这让消沉的王维再一次燃起了政治热情。
孟浩然一生孤傲，仕途上郁郁不得志。张九龄却非常欣赏孟浩然坦诚孤高的个性，在自己被贬为荆州长史后不久，他便召孟浩然入幕做从事。
张九龄选拔任用了很多才华横溢的文士，即使他们之间的地位、名望和年龄上差距悬殊，但因志同道合、兴趣相近，使他们结下了深挚的友情。而伯乐的才学和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创作风格。
在唐代诗坛上，张九龄是继陈子昂“诗骨”之风后，通过山水的引入，开创盛唐山水田园诗派风气的第一人。我们熟知的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都借鉴了他的创作经验。
可以说，张九龄以其诗歌创作和政治地位，影响了一代诗歌的发展。
张九龄的诗大多是在他被贬时所写，但字里行间却看不出有悲观失意的情感。相反地，他总是以一种清新、洒脱的口吻，以托物言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境，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
初唐第一宰相”张九龄，10首诗写尽人生沉浮！至今无人超越！
摘要
张九龄是唐代名相与诗人，有《曲江集》传世，以五言古诗著称，被誉为“岭南第一人”。他为政贤明，屡遭谗言被贬，诗中常抒家国情怀，如《望月怀远》等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的忧虑。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有用
他文采斐然，举止优雅，风度翩翩，有李白之风度，有杜甫之诗才。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其中一首《望月怀远》更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他的五言古诗，十分素雅，有翩翩君子之风，被誉为“岭南第一人”。
他就是张九龄。
他不仅是诗才，还是一位两袖清风的宰相，他出生于官宦世家，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进士。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既是名相，也是诗人，不管在政坛还是文坛，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张九龄的10首古诗，一起体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1、望月怀远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赏析】
733年，张九龄虽是宰相，却屡遭李林甫诽谤，苦恼不已，开元二十四年（736）罢相。这首诗写于张九龄遭贬荆州的路上。这首诗表达诗人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
2、感遇十二首·其七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赏析】
737年，张九龄由丞相贬为荆州长史，晚年遭馋毁，忠而被贬，心情抑郁。于是写下了《感遇十二首·其七》，表明心志。
这是诗人用橘树比喻自己“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品格，表达诗人坚强不屈的精神。
3、感遇十二首·其一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赏析】这是张九龄遭谗被贬为荆州长史时所作。当时，朝廷腐败，唐玄宗沉溺声色。张九龄痛心不已。于是写下了《感遇十二首·其一》，采用比兴手法，托物寓意，比喻自己守正不阿的高尚节操。
4、赋得自君之出矣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赏析】
这首诗明亮的月亮比喻少妇高尚纯洁、忠贞的情操。诗歌含蓄婉转，又真挚动人，想象新颖独特，整首诗清新可爱，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5、照镜见白发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
谁知明镜里，形影自相怜。
【赏析】
这首诗歌抒发了诗人无比失意的情怀，题目“照镜见白发”中“白发”二字，让人伤感，诗人已经老了，却依然心系朝廷。诗人为政贤明，刚正不阿，却屡遭谗言，实在无奈啊。
6、送韦城李少府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送客南昌尉，离亭西候春。
野花看欲尽，林鸟听犹新。
别酒青门路，归轩白马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赏析】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在送别李少府时内心深情和依依惜别之情。
7、西江夜行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遥夜人何在，澄潭月里行。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
外物寂无扰，中流澹自清。
念归林叶换，愁坐露华生。
犹有汀洲鹤，宵分乍一鸣。
【赏析】
这首诗写了夜里起行、环境清寂无扰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最后一句做铺垫，表达诗人的思乡之情。
8、春江晚景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江林多秀发，云日复相鲜。
征路那逢此，春心益渺然。
兴来只自得，佳处莫能传。
薄暮津亭下，余花满客船。
【赏析】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愉悦的心情，以及对美好事物、景物的向往和憧憬，体现了诗人洒脱的人生观。
9、耒阳溪夜行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乘夕棹归舟，缘源路转幽。
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
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
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赏析】
公元726年，诗人奉朝廷之命祭南岳和南海，在旅途中，面对清幽的溪山景色，产生淡淡的旅愁，由此，写下了这首《耒阳溪夜行》。
10、高斋闲望言怀
【作者】 张九龄 【朝代】唐代
高斋复晴景，延眺属清秋。
风物动归思，烟林生远愁。
纷吾自穷海，薄宦此中州。
取路无高足，随波适下流。
岁华空冉冉，心曲且悠悠。
坐惜芳时歇，胡然久滞留。
【赏析】
诗人在高斋上远望，心中开始怀念遥远的亲人。整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张九龄一生沉浮，想比也是感叹万千，即使被贬去他乡，可他依然忧国忧民，从他的诗歌中便可以感受他的家国情怀。
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诽谤郭沫若的文盲只是这几年在网络才出现，尤其是网络搜索，某些人不断地诋毁一代文豪，像进了锅炉房一样，
弄得整个网络世界乌烟瘴气。
陈独秀、鲁迅、胡适、刘海粟、徐悲鸿遇到相助的贵人是蔡元培，胡适拥有二十多个外国博士学位，可离开蔡元培，
离开中国，这二十多个博士学位如同一张废纸。赴美前，胡适本想去哈佛一类的高等学府，出任汉语言教授。
可求同排异这件事，在哪里都存在。他被几乎所有的洋学者所抵制，一度面临找不到工作的窘境。
后来，胡适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作，但也只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一个小图书馆馆长。普林斯顿大学，
一共有大大小小近20个图书馆，胡适虽是馆长，但严格来算，只是其中一个学院的资料室主管而已。
郭沫若没遇到蔡元培这样的贵人相助，也没有商务印刷馆这样的后台，仅是小小的泰东书局这样的一个支点，
就让他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鸣惊人成了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成名之后才由毛泽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郭沫若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女神》作者，而且是中共第一位外交官，第一任科学院院长，
第一任科技大学校长。
闻一多在1923年的书评中就发出著名的赞叹：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
——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
1931年，诗集印行已经十年，钱杏邨还极为推崇地说， 《女神》是“中国新诗坛上” “仅有的一部诗集”。
现代主义诗潮奠基人施蛰存说：
我倚着枕读《女神》第一遍讫。那时的印象是以为这些作品精神上是诗，而形式上绝不是诗。但是，渐渐地，
在第三遍读《女神》的时候，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1933）
周扬说：
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 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
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
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说：
有了《女神》，我才知道什么样的诗是好诗，我对于诗才初步有了欣赏和批判的能力；有了《女神》，
我才明确一首诗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对自己提出较高的要求，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冯至《我读<女神>的时候》，1959）
茅盾说：
《女神》中的诗和诗剧，绝大部分洋溢着破坏旧传统，提倡新创造的精神，这是极端吸引人的。而且作者的热情奔放，
“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茅盾《一九二二年的文学论战》，1979）
1927 年，他借居朱德家，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檄文。
鲁迅在《两地书》（六九）写道：“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 ＂。
1936年8月，鲁迅写了一封信，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中有几句话涉及郭沫若，主要有以下两处：
第一处：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
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注意用词是“很同意”。
第二处：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
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鲁迅作为写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的一代文豪怎么可能会去写出某些文盲诋毁的
＂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这样低俗的歪诗？
更令人贻笑大方的是还有个小学生口出狂言：
＂郭沫若写的诗是小学水平，说实话还不如我呢”，一个连小学都没读完的人，他懂什么平平仄仄平仄仄？
懂什么是对仗？什么是押韵？什么是上阙和下阙？什么是赋、比、兴？什么是起、承、转、回？在中国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孩子不上学是违法的。
小学生不接受法律规定小学义务教育，提高自己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不但是违法的，
而且是拖中国十几亿人的后腿。
网上某些诋毁郭沫若的轻薄之徒,如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一代文豪郭沫若文学成就如同江河一般奔腾不息的，却会永远流传下去。
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蚍蜉撼树谈何易
一代文豪
------鲁迅与郭沫若
鲁迅是1881 年出生；
郭沫若是1892年出生。
鲁迅留学日本7年时光
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间跨度为1902年至1909年，共计7年。在这7年间，鲁迅的留学生涯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最初，他于1902年4月下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学习日语，这为他后续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语言基础。
随后，鲁迅在东京学习了约两年的语言和基础知识。1904年，他转学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
专攻医学，这一学习阶段持续了约两年。然而，在仙台的学习经历对鲁迅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最终决定放弃医学，
没有参加第二学期的考试便退学离开了仙台。
鲁迅离开仙台医专，回到东京，把学籍列在一所德语学校。但他几乎没有去学校上课，而是来往于东京的几家古书店，
从早到晚关在屋子里阅读写作。
其间，他于1906年夏奉母命回乡与朱安 完婚。新婚后不久，鲁迅就和刚刚考取官费留学的二弟作人一起到了东京，
开始了文学活动。
他们打算办杂志，取名《新生》，还设计了杂志封面和插图， 然而缺少资本，《新生》流产了。
鲁迅没有因此而灰心丧志，他花费大量精力阅读西方文学、哲学书籍。弃医从文重返日本的鲁迅，已经开始出现在杂志、
书刊的作者栏中。
1909年2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外国短篇小说，多为俄国和东欧作品。在朋友蒋抑后的出资帮助下，
名为《域外小说集》的书顺利出版。
但销路不好，兄弟俩不好再叫出资，出版翻译小说的计划就此叫停。
1909年8月，留学日本7年之久的鲁迅决定回国。弟弟周作人结婚没钱，需要鲁迅的支持，所以鲁迅只能放弃研究，
回国谋事，养家糊口。
因此，尽管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间长达7年，但他真正专注于医学学习的时间约为两年。
郭沫若留学日本的九年时光
郭沫若1914年1月到达东京后，便进入日本的语言学校学习语言。那时候为了节省较贵的路费，
他每天都要徒步走到学校，然后苦学到深夜。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左右，同年7月他就报名参加了特设预科三部的入学考试。
因为当时家里资助他的生活费，只能维持到7月份。对他来说，考不上官费生，就意味着要打道回府。
之前所有的努力和计划都化为泡影。命运没有辜负他的努力，他如愿拿到了官费留学生的资格。
当时的特设预科是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的预科，只有考试合格后，才能有资格进入日本当时的5所学校，
与日本人一起学习大学入学前的预科课程。最终，郭沫若选择了学习医科。在预科阶段的学习中，
郭沫若苦学不辍，脑子也聪明灵活。不负众望的考取了当时的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清末与日本订有收容中国留学生的条约，要求日本开放官立五校，特别收容中国青年。
所谓五校，即东京第一高等（帝国大学预科）、东京高等师范、东京高等工业、千叶医科专门，及山口高等商业。
张资平同郁达夫考过东京高等工业，两人都落选了。郁达夫又去千叶投考过医科，但还是没有考上。
东京第一高等入学考试最迟，在七月初旬。在这三百人中，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都参加了，三人同时入选了。
那时张资平、郁达夫还不认识郭沫若，就在张资平赴九州前一星期，张资平和一个姓余的同学，
为诺贝尔奖金争论起来，郭沫若听见了，他忙走过来调解，双方都被郭沫若的观点折服了。
张资平认识了郭沫若后，又把郁达夫介绍给郭沫若，郁、郭在一高特别预科时，其实原也相识，但没往来，
经过张资平牵线，还有成灏，四位留学生就成了日后创造社的主将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
郭沫若留学日本，凭他的天资聪慧及刻苦学习获得了中国古人盛赞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双丰收。
1916年，24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攻读医科时，认识了刚去世的朋友陈龙骥的
遗孀佐藤富子（安娜）。同年年底，佐藤富子辞去了医院的工作，顶着家族的压力，
与郭沫若同居并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学医出身无建树 另起炉灶成文豪
郭沫若是九洲帝国大学学士毕业，鲁迅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肄业。他们俩都是学医的，从没有发表一篇
医学领域的论文却各写了十多卷的文集，可谓不务正业。学非所用，寒窗十年，郭沫若父母曾吩咐他的
长兄橙坞为他在重庆红十字会医院物色了医务主任的职务，医院还寄了路费来，而郭沫若却一直不愿受聘。
田汉儿子海男患了病，曾登门求医。郭沫若毫不迟疑地做了海男的主治医师。他见海男病得不认识祖母，
为诊断是肺炎抑或脑膜炎，便点燃一根火柴试验病人的眼球会不会动，结果未燃尽的火柴掉在海男的鼻梁边，
烧了一个小洞洞，田汉便戏呼之为＂郭沫若氏洞＂。
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因学历不够，被学校辞退了他，藤野先生因此无法继续担任讲师，就连临时讲师也无法担任，
最后回到了家乡开了一家小诊所。
鲁迅是仙台医专肄业，如果走医学这条路，连藤野先生开小诊所的资格可能都不具备，所以，
他和郭沫若都未在医学上有任何建树。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医学这条路行不通，但却走上了文学之路，相反，鲁迅的文学伯乐恽铁樵先生，不是学医岀身，反而刻苦钻研医学，洋洋洒洒，著书立说，成了医学领域的一代先驱。
鲁迅全集共有五个版本，每个版本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内容特点。
1938年版：这是第一个版本，由于当时中国国民党一党专制，出版全集需要报批，部分作品集被查封，
因此这个版本以民间方式出版，编辑时间仅四个月，存在一些遗漏。
1958年版：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共10卷，名为“全集”但实际上是最不“全”的一个版本，
只收集了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未收录他的翻译作品和其他编校作品。
1973年版：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共20卷，根据1938年版重排，删除了蔡元培的序言，并进行了一些改动，
但在特殊年代下出版，未能全面展现鲁迅的作品。1981年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1958年10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
并收录了1912年至1936年的日记和书信，动员了所有重要的学者参与编撰，被认为是阅读和研究鲁迅的不可替代的版本，
但未收录鲁迅的译文部分。2005年版共18 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的作品最多，注释更加客观准确，
从2002年5月开始修订，共改动近千处，新增注释2000多条，增收佚文、佚信、原信100多封，
并收入鲁迅为增田涉答问函件集约10万字，但鲁迅的译文集仍未收入全集。
这些版本在历史背景、编辑内容和出版时间上各有不同，反映了鲁迅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和整理情况。
郭沫若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38卷《郭沫若全集》包括文学编20卷、史学编8卷、考古编10卷。
鲁迅的革命活动
1905年，鲁迅和秋瑾都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们志同道合，共同参与了革命活动。秋瑾积极投身革命，
主张女性地位的独立，并加入了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鲁迅虽然未直接参与暗杀任务，
但他与秋瑾在革命理念上存在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分道扬镳。
不同的革命态度：秋瑾性格果断，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而鲁迅则更为谨慎，担心家庭责任和个人安全。
不同的行动方式：秋瑾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回国后继续参与革命；而鲁迅则继续在日本留学，
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对革命的支持。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安乐路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成立。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成立会是下午2时举行的， 到会的有冯乃超、阳翰笙、潘汉年、洪灵菲、钱杏邨、鲁迅、冯雪峰、郑伯奇、
田汉、蒋光慈、郁达夫等50余人。
1935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捕，他在狱中撰写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近14万字狱中文稿，托人带给鲁迅转交党中央。
瞿秋白作为共产党领袖，被国民党通缉，在上海无家可归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鲁迅家避难。
鲁迅曾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对瞿秋白的感情。
郭沫若的革命春秋
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中共广东负责人陈延年让恽代英代表党组织和郭沫若进行谈话。
后来加入北伐军，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并兼北伐军行营秘书长。
1926年7月，郭沫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郭沫若也因为发表著名的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国民党当局通缉，
郭沫若也成为第一个响亮提出来“打倒蒋介石”口号的革命者
1927年8月初，郭沫若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在南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因国民党当局通缉，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的十年，郭沫若潜心学术研究，
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而在甲骨学、古文字研究方面，郭沫若先后著有《甲骨文字研究》、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使他享誉学界，成为“甲骨四堂”之一，另外三位则是罗玉堂，王国维和董作宾，
因此学界也有“甲骨四堂，郭董罗王”的说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
1938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郭沫若组织第三厅举办了
影响广泛的宣传抗战、慰劳和募捐等活动。
1940年，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周恩来是指导委员，“文工会”
举办各种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活动，宣传抗日，争取群众，推进抗日民主运动。
翻译的外国名著统计
鲁迅翻译的外国名著包括以下几部：
俄国文学：鲁迅翻译了多部俄国文学作品，包括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
《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等。
科幻小说：鲁迅翻译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日德法等国文学：鲁迅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森欧外的小说，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
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柯》，
罗马尼亚作家索陀威奴的作品，以及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等。
鲁迅的翻译工作不仅限于文学作品，还包括文艺理论。他早期翻译了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
《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并在1924年至1928年间译出了文艺论文的结集《壁下译丛》。
此外，他还翻译了苏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集《艺术论》、文艺评论集《文艺与批评》，
以及据日译本重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
鲁迅的翻译工作不仅为中国引入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还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翻译作品涵盖了多个国家，展示了他的广泛阅读和深刻理解能力，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理念和对社会的关注。
郭沫若翻译的外国名著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
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作品初版于1922年，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再版。
1､此外，他在1928年至1946年间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和第二部，完成了全译本。
2､郭沫若还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依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德文原版进行翻译，
并于1938年出版。
3､他翻译的《神圣家族》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
郭沫若的翻译工作不仅限于文学作品，他还翻译了其他类型的作品。例如，他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他翻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
郭沫若不是一名专职的翻译家，翻译活动甚至都不是他的“主项”，这些翻译作品更多的是他在学习、
生活之余的创作成果。虽然不是专职所为，但他却做出了惊人的成绩，30部、500多万字的译作
是他留给后人丰硕的财产，呈现给世人一幅五彩斑斓翻译画卷。
（1）文学类体裁作品的翻译
文学类体裁作品的翻译是郭沫若翻译的重点，主要有小说类《争斗》、《法网》、《石炭王》、
《屠场》、《煤油》、《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日本短篇小说集》等；诗歌类《新俄诗选》、
《德国诗选》、《鲁拜集》等；诗剧类《华伦斯坦》和《赫曼与窦绿苔》等
，文学类体裁作品占了他译作的1/2还要多的数量，从这个角度也印证了郭沫若以文学家的身份登上
“五四”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2）自然科学类体裁作品的翻译
自然科学类体裁翻译作品主要是《生命之科学》，《生命之科学》是郭沫若翻译的所有著作中工程量最为浩大的。
1931年3月开始着手翻译，后手稿在商务印书局编译馆中被“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焚毁，
1934年又重新翻译并于同年10月陆续出版，至1949年11月才最终完成，前后经历了近19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的翻译完成，充分显示出了郭沫若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科学素养，也奠定了他“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成就。
（3）社会理论体裁作品的翻译
“五四”新文化后，国内社会局势不断变化，如何清晰地辨别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成为了学者们最为急迫的任务。
因此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成了郭沫若翻译体裁选择的重点。他先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美术考古一世纪》、《隋唐燕乐调研究》
等6部社会理论著作。
鲁迅在上海的"且介亭"时光
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在上海生活了9年，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期间，
鲁迅除了1次回浙江绍兴老家和2次到北京办事外，一直留在上海。
在民国时期，北京、上海、广州是中国最繁华的3座大都市。
为什么鲁迅会将上海作为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其实，鲁迅最初来到上海时，在生活、工作上颇为不习惯。
上海的房租极为昂贵。当年，鲁迅在北京居住时，还能够依靠不菲的薪酬和稿酬，
在八道湾胡同和阜成门外购买两处房子。可鲁迅到了上海后，就因为昂贵的房租伤透脑筋，
甚至因为顶费（中介费）很高，他和许广平不敢换租房子，因为“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
在上海买房子？不存在的。想都不敢想。
鲁迅非常不习惯上海的生活环境。上海的喧嚣嘈杂、经久弥漫的煤烟、不绝于耳的麻将声，
都让鲁迅从心底里感到厌恶。
此外，鲁迅对上海文人的造谣生事、害人卖友等行径都感到不可思议。许多上海文人的文章里面
充满着打打杀杀的暴力词语，摆出横扫文坛、破坏一切的架势。
因此，鲁迅来到上海之初，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表示，“欲北归或另觅居屋”。可是，
鲁迅并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
鲁迅之所以继续在上海居住、生活，是因为上海有着北京、广州不具备的优势。
一方面，上海在生活保障、创作保证、文化氛围等方面有其它城市无法相比的优势。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号称“远东第一大城市”。这里不但经济发达、商业繁荣，
还是教育文化事业极为活跃的地方。
在教育方面，上海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圣约翰大学、
大夏大学词条、中华大学、光华大学词条、劳动大学、立达学园等知名高等院校。在文化方面，
受北伐战争的影响，大批文化人来到上海，使得上海取代了北京，成为了中国的文化中心。
鲁迅作为一名文化界人士，当然愿意在文化中心生活、工作。
上海发达的经济，使得鲁迅能够获得比较丰厚的版税和稿酬收入。我们知道，鲁迅在上海期间，
没有在大学里任教，而是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鲁迅就是依靠比较丰厚的版税和稿酬收入，
得以在上海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
众所周知，鲁迅在上海生活时，创作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被誉为“匕首和投枪”，攻击有力量、
有战斗性，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很难发表出来；而在上海，由于报刊众多，发表没有太大困难。
就算有困难，鲁迅换一个笔名就能够重新发出来。
另一方面，上海能够为鲁迅提供比较安全的人身保障。
鲁迅在上海租住过3个地方：景云里23号:四川北路2093号、与山阴路132弄9号。这些地方都在虹口范围，
属于“半租界”。
为什么叫半租界呢？
这是因为，这一大片地方，虽然不属于租界范围，但由于地处租界与华界的缓冲区域，不但有大量中国人居住，
也有许多外国人居住。鲁迅在这里居住，能够获得比较安全的人身保障。
1932年11月，鲁迅曾经去北京看望母亲和朱安词条时，北京师范大学曾经去探访他，
住在上海租界词条是否危险，鲁迅回答：“租界和内地现在没有什么分别，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原是一家人，
统治阶级现在很灵敏，不过现在被统治阶级也很灵敏，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危险。”
由于居住的地方是半租界，因而鲁迅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是“租界”二字的一半，
“亭”是当时上海文人居住的一种狭窄亭子间词条。
郭沫若在上海的创造时光
郭沫若 在九州帝国大学留学时，曾与夏禹鼎等人成立了文学团体夏社
，夏社订了一份来自上海的《时事新报》，郭沫若的诗便发表在《学灯》副刋上，从此郭沫若便凫进文艺新潮，
郭沫若的诗句像喷泉般直往外涌，后来，郭认识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张资平，由张资平介绍，又认识了帝大的
留学生郁达夫、成仿吾等人。
一九二一年，成仿吾告诉郭沫若一个消息，他收到了上海东泰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部主任，
仿吾激动得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而郭沫若的作品都在上海报上发表，上海当时在他心目中
“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当他得知成仿吾放弃帝大毕业考试要去上海，郭沫若也决计暂时休学，
跟仿吾一同去上海碰碰运气。但仿吾是应泰东书局邀请，而郭沫若只是陪着成仿吾去了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冒险。
上海不愧是“冒险家乐园”，成仿吾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郭沫若是九州帝国大学的高材生，
而当时的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成仿吾是经理赵南公邀请来的，虽要他帮助编书出刊物，
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觉得委屈，而帝大的考试又耽误了，便让郭沫若留下，自己去长沙兵工厂当了
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所以，这个文学科主任的位置就留给郭沫若了，对郭沫若来说，还算是有点幸运。
赵南公是个只顾赚钱的商人，郭沫若从这个资本空虚的小店也看到了一点商机，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
想出一种纯文学杂志，赵南公也认为可以赚到钱，所以同意了郭沫若先回日本与同学商量好再来上海办刊物。
郭沫若不仅是只会吹号角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一九二一年七月初，郭沫若又从日本来到上海，
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敲响了“创造”大钟。
八月五日，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张资平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
又分别作为丝书的第二、三种，相继于九月和十月间问世。
经过几番周折，《创造》季刋创刋号终于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郭沫若在日本完成了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业，并取得医学士学位。四月二日，
沫若偕同首次来中国的安娜，搀着、抱着、背着三个孩子，又一次踏上了上海。可哪儿是一家五口的栖息之处呢？
先还只得跟好友成仿吾一起蜷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第二天，在安徽教书的郁达夫
也失意地带了妻子孙荃和龙儿，挤进了这一上一下的弄堂房子里。
一百年前的上海，仅用这么一块狭窄的天地，来迎接、安置海外归来的赤子，创造社的几位天才在春申江
畔安营扎寨，中国新文学序幕由此拉开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泱泱大国十多亿人至今使用的白话文。鲁迅、胡适的文字尚未完全跳出传统文言文的巢穴，算不上脱胎换骨的白话文，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
白话文时代是从创造社的天才们那里创造出来的。
1936 年鲁迅在上海病逝，享年55 岁;
1978 年郭沫若在北京病逝，享年8 6岁。
和张资平的论战里，鲁迅为何一败涂地？
----摘自凤凰文化
张资平(1893-1959)是创造社初期成员，写了大量爱情小说。这些作品多写年轻男女的心理欲望和感情纠葛，
一度受到青年人喜欢。他的小说，艺术上平平，却能娓娓编织故事，揭示五四之后青年一代追求独立和
幸福的历程中出现的感情渴望、心理矛盾以及情欲和道德的冲突。
鲁迅自知偏心，承认做不了批评家。他不懂批评之道，只会拉杂和俏皮讥骂。一九三零年二月，他用化名黄棘，
写五百字小文《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发表在四月号《萌芽》月刊。评论他人小说，需要通读和研究，
指出问题所在，不能以轻薄讥骂混充文学批评。一味讥骂，即见世俗。鲁迅此文问题就在这里。
开头第一段就这么飘：“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
他却已在收获了。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中。”
他靠据说，飞驰想象，针对人身，大加讥讽。证据呢?没有。不对张资平作品做分析，满纸挖苦话，
说人家往书店跑。这与小说学有何关系?
鲁迅凌虚而行，晕晕乎乎飘来第二段：“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
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如果这叫文学批评，闲汉亦能摇唇鼓舌。不读人家小说，坐在街头胡抡，俏皮讥骂就是。鲁迅称张“三角恋爱”
小说家，难道三角恋爱不能写麽?鲁迅从小说中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
这不是从小说中专见性欲的道学先生麽?鲁迅挑剔小说中之男女性欲，不仅显示自己心眼不正，
而且露出心中旧观念遗毒和小市民俗气。女性熬不住，去找男性，又怎样?难道耻辱、应当奚落?他说这种小说
“不是无产阶级小说”，这又显露政治俗气。什么是无产阶级小说?他也不知道。然后，“转向”“得道”
“鸡犬飞升”等乌七八糟讥骂辞纷纷飞来，毫无文学批评气味。他没看过张资平小说，举不出实例支持他的讥刺，
不过拾取他人评论，加些吠影吠声式点染。
张资平要去大夏大学教小说学，鲁迅也阴阳怪气挖苦，文字鄙俗而有挑逗性：“你想女人吗，
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吧。”他还在纠缠“三角”“恋爱”“想女人”
“女人的性欲冲动”，似乎这些都是原罪，皆当痛诋。最后，他油腔滑调以一句话概括张的小说：
“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D”。轻薄小文就此结束。他如此讥刺张资平小说，却没读过张的小说：“这位作家的大作，
我自己是不要看的”。
不该挑剔的，他挑剔，该评论的，他无识。他不懂小说评论，闲汉似地拉扯“三角”“恋爱”“想女人”
“女人的性欲冲动”“(女人)自己跑来”“你等着吧”之类话语。数年前，鲁迅讥讽军阀政府不许女性露胳膊露腿，
现在他却讥刺他人小说中女性表露欲望，这不是在以封建头脑批判现代文明麽?鲁迅的反封建是半截子，
他的许多观点和习气植根于鄙俗、腐朽文化土壤。
这种世俗男女式闲言碎语，卖弄庸俗俏皮，不是文学批评。如果别人这样轻浮讥骂鲁迅小说，如何?
成仿吾曾批评他的小说，他怒火填膺，可是他对别人，为何这麽轻薄?鲁迅没读过张氏作品，更无研究，
却涂抹这篇毫不负责的庸俗小文，他自知无理，用化名发表，再次暴露暗箭伤人和卑怯心态。
这种媚俗、滑头、挑逗性文字，适应上海世俗社会小市民低级趣味和庸俗心态。
一个月后，五月一日，张资平发表《答黄棘氏》一文，驳斥这个隐身人。他说，玄珠(茅盾)有小说研究ABC，
郁达夫也有“小说论”，我也打算编一部“小说学”。他质问鲁迅：“黄棘先生有什么权力禁止我编‘小说学’
的讲义呢?”(注二)他讥讽鲁迅：“黄棘氏!你这样留神于报章的广告，几使我疑你和黄自平是同一人。
假如我猜错了，那真是双黄前后相辉映啊!老实告诉黄棘氏，我不在《萌芽》上读到你的这篇名文，
我还不知道《申报》有过这个消息的报告呢。敬谢黄棘氏，这样关心于我的起居啊。”
哪一位有严肃追求的作家像鲁迅这样盯着各种报刊、搜寻小消息包括广告之类，做攻击他人的材料，
涂抹百字小文赚几元稿费呢?如此活着，不可怜麽?说这种行为是战士，他没有正气和勇气;说这种行为是批评，
他没有思想和见识。
张资平怒斥鲁迅：“现在要正告黄棘氏，不要不读书而尽去‘援中国的老例’。假如英文教师同时对外国史有研究，
当然可以教外国史;国文先生对伦理学有素养，也未尝不可以担任伦理学。‘二重的反革命者’，
‘封建的余孽’，‘不得志的fascist’(见麦克昂氏的《批判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尚可以转化为革命文学的先锋!这就是唯物论的辩证法!黄棘氏知道否?”黄棘氏被张资平剥去假名，
验明正身，痛加驳斥。鲁迅为自己的卑劣行为大丢脸面。张氏引用郭沫若(麦克昂、杜荃)一年前批
鲁时下的断语“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为鲁迅忽然变成革命文学先锋而深感滑稽。
张资平说，鲁迅这种“轻浮态度”和“故意歪曲”，“实在没有资格”投稿。他把讥刺还给鲁迅：“
‘拔步飞跑’，从‘北新书局’跑出来，又跑向‘光华书局’里面去了!”鲁迅骂人小文招来叱骂，
显见恶劣文风把笔斗引向下流。
鲁迅一九三零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已讥刺过张资平：“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
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批评作家作品，需要态度正派、
立论有据、说出道理，不能没有根据、阴阳怪气、徒有讥骂，那不是文学批评。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之际，张资平翻译过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这也被鲁迅骂，似乎这东西只能鲁迅译，
别人译不得。他谩骂张善于投机和变化：“至于张公，则伎俩高出万辈，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
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
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然此公实已道尽途穷，
此后非带些叭命。”(注三)
这绝似自画像。鲁迅也“变化如意、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如此反复”，诸如忽而自由大同盟，
忽而民族革命，忽而追慕革命文学宣传家，忽而讥骂之，忽而与之同流，忽而翻脸骂之为酱缸青皮，
忽而从日文翻译普罗文学理论。而且，鲁迅能拿到国民政府津贴，同时又是反政府的左联头目，
张资平有这本事麽?鲁迅对他人的人身攻击和政治诬蔑，不正是“不成为战斗”“专持粪帚”麽?
一九三六年九月，死前一个月，鲁迅以化名晓角凑成《“立此存照”》之五，这篇五百字小文，引文二百字，
从一张报纸上搜寻到一条关于张资平的小消息《张资平在女学生心中》，抄下来，发一段议论：
“原意大约是要写他的‘颇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面孔。
最妙的是‘一手里经常夹着一个大皮包’，但其中‘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都是可以赚钱的货色，
至于‘没有支票账册’，就活画了他用不着记账，和开支票付钱。”
你看，鲁迅至死心思不在文学批评，而在小报上寻找各种无聊小消息作为攻击他人的材料。
他的眼睛盯在人家如何有钱、如何赚钱。这些个人私事，干卿何事?何以如此有兴趣窥探人家隐私?鲁迅这种小文，
以假名隐身，目的在讥人骂人。他只有不到一个月的生命，还在病榻上搜寻小资料，纠缠讥刺张资平。
鲁迅讥骂张资平，没得到任何便宜，却被张氏剥去假名的伪装，回骂一番。这令人想起流落街头的阿Q与人
负气斗骂而挨的那些骂和打，难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编辑： 梁子硕)
周作人为《玉梨魂》戴了顶“鸳鸯蝴蝶派”祖师爷的帽子
但最后自己又给毛泽东戴上了一顶“汉奸文艺家”的帽子
周作人是第一个提出“鸳鸯蝴蝶派”概念的人。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题为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时，首次提出了“鸳鸯蝴蝶派”的概念，批判当时旧形式、
旧思想的中国小说，特别提到“鸳鸯蝴蝶体”小说1。1919年2月2日，周作人在《每周评论》第七期上发表
《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称“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爷”
“鸳鸯蝴蝶派”得名于19世纪晚清魏子安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
该流派主要面对普通市民读者，使用白话文，题材多样，以爱情为主，通常在报刊上连载，流传较广。
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
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妆，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
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胡适与郭沫若的“相知”（李传玺）
近代史飙车 湖北
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记道：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据《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标注为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2页）
这是当日胡适记下的场景，应该没有什么差错和夸饰。胡适说他曾取《女神》读了五日，足见胡适对郭沫若《女神》的重视与喜爱；也看出郭沫若一听这句话的兴奋、与诗人般的激情焕发，以及对胡适的敬重。
01由骂战到和解
郭沫若的这个举动，胡适一直记在脑子里，以致晚年接受唐德刚做口述史访谈时，仍说到这个故事。在胡颂平所做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上也有这个记载。唐德刚先生的记述是：胡适先生“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的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19页）
1922年9月，胡适读到了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期上郁达夫的文章《夕阳楼日记》，此文批评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文化丛书中的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胡适对郁达夫举例的原文和双方的译文进行了“细细考察”，于9月14日写了篇《骂人》，对郁达夫进行劝告，“译书是一件难事，骂人是一件大事”，“译书的错误其实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又何必彼此拿‘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来比喻呢？况且现在我们也都是初出学堂的学生，彼此之间相去实在有限，有话好说，何必破口骂人？”（《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305页）
图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封面
胡适语气平和，劝说中肯，真是平心而论。没想到郁达夫根本不买账，相反认为胡适出头抱不平，是因为他文章中“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 的话，胡适曾跟着杜威做翻译，便认为是讽刺他的，“所以借题雪恨”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201页），于是撰文反击。郁达夫把文章寄给《晨报》，胡适看到此文后，不想扩大事态，通过《晨报》编辑压下此文，但是郁又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了。胡适一看就这么点小事快要“节外生枝”酿成论战大事，1923年5月，他致信郭沫若、郁达夫二人，再次说明自己的态度，解释文中可能导致误解之处，但也再次诚恳劝告郭沫若和郁达夫，“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
胡适还就郭、郁两人在反批评中对“考据学”的否定提出了建议，“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很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本身”。胡适并用郭沫若翻译莪默·伽亚谟的诗作例子说明这一点，如果“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胡适最后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就在此信中，胡适说出了对他们创作的评价，“至于我对你们两位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200页）。因此可以说，胡适那天在酒宴上所说的话，并不是场面话，而是真诚的评价。
1923年4月21日，胡适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养病。在上海期间，５月25日，他去拜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再次就“论战”一事主动寻求和解。据日记记载，“结束了一场小小笔墨官司”（《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第19页）。之后，他们又多次欢聚。10月13日那场就是其中之一。10月25日，胡适在读了徐志摩给他看的《灰色的人生》《天宁寺闻礼忏声》等长诗后，曾就新诗发展问题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中间涉及郭沫若。他说：“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这个方面走的。”（《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第84页）
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史时回忆：“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
这一切都表明，胡适对郭沫若的评价是真诚的，对郭沫若是相知相识的。
02以学术立场行学术之事
胡适对郭沫若的相知最典型地体现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上。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胡适又接受国民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进行战时外交，两人再没交集。后来两人渐行渐远终成对立，彻底分化到不同的阶级阵营中去，但并不表明胡适不关注对方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不知是不是受到胡适在这场小小笔墨官司中所说考据学的影响，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开始了甲骨文的考据和历史学研究，并且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一代大师级代表性人物。对此，胡适高度认可，并且在第一次中研院院士评选中极力推荐郭沫若，终使郭沫若在不知晓更没有报送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当选。
胡适在1946年10月19日、20日两天日记中记载：“飞去南京，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中央评议会开会”。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准备建立院士制度，以带动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次会议的中心话题就是讨论建立这一制度。1947年，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国正式建立院士制度，并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选举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于3月13日与周诒春、蒋廷黻二人一起前往南京，先参加中基会年会，争取中基会借款三十万美元给北大，用作购买图书设备，然后于15日参加中研院评议会，商讨中研院院士选举法草案。会议商定，推举胡适、翁文灏、萨本栋、傅斯年、茅以升、吴有训、李济七评议员慎重起草该法案。５月22日，胡适推出了“人文组”院士名单。根据日记记载：“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考古学及艺术系：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人文地理 民族学 想不出人名。”（《胡适全集》第33卷第635页）
根据沈卫威先生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发现的资料，同时提名郭沫若的还有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国立河南大学。中央研究院要求“本所应永久保持其‘纯粹学术’之立场，遵守西洋各国‘学院自由’之原则，不以注重实际问题对此有所违反”。应该说他们提名郭沫若都是依据这一要求做出的。由于有四票，郭沫若获得本学科排名第一，同时进入候选人行列。
图 | 1946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与会代表合影
1947年10月13日，胡适到达南京，出席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院部举行的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将根据提名推出候选人。讨论热烈，其中就有关于郭沫若资格问题。正是胡适这个召集人的坚持，才使得他在其他人的支持下，否定了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兼评议会议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萨本栋等中研院领导的反对，使郭沫若最终进入候选人行列。此时傅斯年因患高血压病赴美医治，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夏鼐，代傅斯年列席评议会（没有投票权）。
夏鼐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他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有发言权，也为郭沫若据理力争：“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夏鼐日记》第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１版第150、151页）
图 |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南京旧址
1948年3月25日，胡适来到南京，再次参加中研院评议会，从候选人中选出院士。第一次投票环节，郭沫若没有被淘汰。这里固然有郭沫若自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在当时国共激烈厮杀的情势下，没有胡适等人的推荐并力保，恐怕不会出现在这个行列中。
胡适对郭沫若是相知的。当时，郭沫若在香港已经开足火力开始批判胡适、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人，不仅可能对此不屑一顾，恐怕更不会有心去了解其背后的这些历史细节。不知后来在其手下工作且表现积极的夏鼐有没有对他说过这一切。
03从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看胡、郭相知
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开始全面批判胡适思想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不能不扮演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他又是如何批判胡适的呢？后来结集出版的八大卷《胡适思想批判》，共收有郭沫若三篇文章，第一辑两篇：《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三点建议——1954年12月８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辑一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词》。三篇都是部署批判胡适以及胡风有关活动上的讲话。
图 |《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书影，三联书店出版
都批了些胡适什么呢？第一是定性，“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胡适思想批判》第１辑，三联书店1955年３月第１版第９页）
第二是否定胡适的方法论，胡适的方法论典型体现为那两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郭沫若认为：“这是把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着重实证。假设是什么？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的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或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该书第10页）
第三是强调批胡适的必要性。
胡适在读这些批自己文章时曾多次说,感谢他们宣传了自己的思想，有时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读到作者在里面隐约着说自己的好话。郭沫若在这些批胡适的话中，是不是就从心里将胡适连根拔除了呢？相反，在郭沫若的话中，似乎正如胡适所说的，还能看到胡适的影子。
郭沫若反复强调三点：“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郭沫若是如何说明第二点的呢？“要充分的开展自由讨论，一般来说，我们对于批评是不大习惯的，一讨论就会变成吵架，一要批评就要骂人；这使大家多少对于批评有些厌恶，避免讨论，害怕批评。”
而接下来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这是发生在出版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过程中的事。
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后，上海龙门书局发起、组织几家较有实力的同业于1938年成立了龙门联合书局。1954年8月，龙门联合书局实行公私合营与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合并组成科学出版社。但龙门联合书局并没有取消。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后，对外仍使用科学、龙门两块招牌，开展出版发行业务。此时的龙门联合书局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熊十力的《原儒》。熊十力1956年夏初完成书稿后，遇到了出版困难。郭沫若与熊十力是老朋友，得知后立即帮助交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56年12月中旬，也就是《原儒》出版的那段时间，马叙伦拜访了郭沫若，面奉《庄子天下篇述义》，要求审查出版。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是民主运动使两人走到了一起，也成为了好朋友。
此时面对老朋友的请求，焉有不帮之理，郭沫若翻阅之后，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两位副主任潘梓年（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和刘导生，建议交哲学所审阅，“最好仿照熊十力的《原儒》由上海龙门书店出版”。刘导生随即批转时任哲学所副所长的张镛，“请照郭老的指示办”。该书进入出版环节后，潘梓年写信告知马叙伦该书将由龙门书局出版，并要求他再细校一遍。此时，马叙伦回了一信（《马叙伦全集》“马叙伦年谱”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567页），提出了一个问题：
梓年先生 ：
日前得悉您来信，还我写的《庄子天下篇述义》初稿，嘱我再校一道，将由龙门书局出版，我正在细校；但有一个问题，要请您解决的，即这稿中引古今人的解释不少，其中有胡适的，现在是否可以引用？请您即答复我为感。
敬礼
马叙伦
一九五七 、二 、二 五
全面批判胡适运动才过去不到两年，胡适还是个禁词，书中这么多引证怎么处理，不能不是个问题。但如果一律删掉，书的后半部分将显得非常薄弱，甚至不像书。胡、马二人是老北大同事，两人不仅工作上有交集，在学术学问上也有交集，马对胡的学问也是早就借重且敬重，他在自己新修订的《庄子天下篇述义》书中大量引用胡适的考证也是自然。但此时形势大变，在书稿中仍然采用保留大量胡适的考证，这不能不考验作者的学术操守与品格。由此，也说明了马叙伦在学术上有自己的原则与坚持。球踢给了潘梓年。在批胡运动中，潘梓年也曾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大意义》。也是批判胡适思想组织者的潘梓年，接到马叙伦的信，看到这个问题，按理说，他应该坚持立场，建议一律取消删掉，但没想到他在马叙伦信尾用红墨水钢笔字批了这么一句话：
“用什么人的解释，只看解释得如何，不必问解释者是谁。”我意如此，请示郭老意见如何，再答。梓年 25/2
批胡态度那么坚决，语调那么高昂，郭沫若又会是什么态度呢？于是温暖一幕出现了。郭沫若在信尾用黑墨水毛笔字批道：“同意潘老的意见，有胡适的也不要紧 。”于是马叙伦的《庄子天下篇述义》得以全貌出版。
潘梓年坚持了科学的态度。就郭沫若来说呢？如果没有那份相知，没有一种真正学人的科学态度，没有一种真正科学立场的坚持，会这样做吗？
从胡适晚年对唐德刚说很喜欢郭沫若早年诗歌，到郭沫若此时能够认同引证胡适的考评，两人倒也隔空完成了一次相知的对话。
中国第一宰相村，出59位宰相，59位将军
衣锦荣归光故里；非异人任在吾身。
这是谋姓宗祠中的一副对联，看似在讲述祖宗之德，以及后世人的责任。实际上将这幅对联的第一个字组合，就能够得到一个“裴”字。而这幅对联正是河东裴氏宗祠中的通用联，在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过去，河东裴氏却传承了两千多年。
两千年来，裴氏被记入正史的子弟高达600多人，其中有59位宰相，59位将军，还有3个皇后和21个驸马。如今河东裴氏已经消散，但是在山西却有一个村庄，名为裴柏村，它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第一宰相村”。
河东裴氏
中国从两汉时期开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那就是门阀士族制。秦灭亡后，刘邦大肆分封功臣，而这些开国功臣的后代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经过400年的发展，诞生了许多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士族。比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家、弘农杨氏等等。
读过《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对这些大家族不陌生，而河东裴氏也是著名的士族之一。只不过裴氏起源于周僖王时期，汉光武帝时期迁徙到河东，魏晋时期河东裴氏得到了飞速发展，与当时著名的琅琊王氏齐名，被誉为“八裴八王”。
到了隋唐时期，河东裴氏真正到达了顶峰，光唐朝就出现了17位宰相，是著名的世家大族。五代以后，虽然不及隋唐时的盛极，但是依旧余芳犹存，在两千年间，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之隆，绝无仅有，因此欧阳修特意写下了“天下无二裴”来歌颂裴氏。
第一宰相村
虽然如今河东裴氏已经消亡，但是在山西闻喜县却有一个小村庄继承了裴氏一族的传承，这个村庄名叫裴柏村，他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第一宰相村”。这是因为，这个村子里出现过59位宰相，欧阳修的“天下无二裴”就被刻成石碑立于村子中。
裴柏村59位宰相一览表
裴柏村59位宰相名单如下：1
- 裴羲
：东汉人，裴氏家族第十六世，并州刺史、度辽将军裴晔之长子。汉桓帝时官为宰相，爵封开国公。
- 裴茂
：东汉人，裴氏家族第十六世，并州刺史、度辽将军裴晔之次子。汉灵帝时位居宰相，爵封阳吉平侯。
- 裴绾
：东汉人，裴氏家族第十七世，阳吉平侯裴茂之子。汉建安中位居宰相。裴氏分为三眷，裴绾为中眷之祖。
- 裴潜
：字文行，东汉人，裴氏家族第十七世，阳吉平侯裴茂之子。魏明帝即位后，任裴潜为宰相，赐爵关内侯。
- 裴秀
（224-271）：字季彦，西晋人，裴氏家族中眷第二世，贞侯裴潜之子。晋武帝时任宰相，爵封钜鹿郡公，因在地图学上的伟大成就，被后世称为“地图之父”。
- 裴楷
（237-291）：字叔则，西晋人，裴氏家族西眷第二世，魏冀州刺史裴徽之子。善谈玄理，尤精《老子》、《易经》。晋武帝时任中书令、侍中，爵封临海侯。
- 裴頠
（267-300）：字逸民，西晋人，裴氏家族中眷第三世，裴秀之子。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晋惠帝时位居宰相，爵封武昌侯。
- 裴邈
：字景声，裴氏家族中眷第三世，裴頠从弟。西晋晚期历官太傅从事中郎、左司马、监东海王军事，后位居宰相。
- 裴宪
：字景思，裴氏家族西眷第三世，中书令裴楷第三子。以清廉著称于世。晋咸康年间，官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爵封安定郡公。
- 裴昶
：西晋人。裴氏家族东眷第二世，汉工部尚书裴辑之子。晋惠帝时历官江华太守、吏部侍郎、雍州刺史、赠司空（宰相）。
- 裴道护
：裴氏家族东眷第十四世，晋大将军裴冲之子。南朝刘宋时期历官尚书令（宰相），爵封河东郡公。
- 裴延隽
：字平子，裴氏家族中眷第九世。
这些宰相在历史上都有着显著的贡献和成就，裴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以其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成就而闻名。
来源参考：
1裴氏59名宰相名录
中国十大天才导演
蔡楚生
朱石麟
孙瑜
程步高
李萍倩
沈西苓
袁牧之
沈浮
汤晓丹
徐欣夫
美篇
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大百科全书通才---顾毓琇
伟人们的事迹让无数后人无不动容，难免会由衷地产生一种钦佩和敬仰，他们所拥有的，除了过人的魄力和胆识，丰富的学识也让人印象深刻，今天要说的这位人物，更是巨人中的巨人。说到学识，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知识水平非常的高。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年轻时在国机二院当过工程师，写出过“几百个教授一致通过”的科研论文；又精通书法、诗词等传统文化，对戏剧、乐器等艺术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今天这个人物，更是学贯中西、文理双全的奇才， 他就是顾毓琇先生，也是江泽民的恩师。 下面小编就给大家简单梳理梳理顾老先生姿势水平到底有多高。
顾毓琇（1902年12月24日 - 2002年9月9日），字一樵，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江苏无锡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一生充满传奇。他不但是国际公认的电机权威，还是国际诗人大会加冕的桂冠诗人；他不但是我国电机、无线电、航空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还是中国古典音乐家、佛学家以及我国话剧创作的先驱者，可谓学贯中西、文理兼长。他是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交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等。曾受聘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岸五所交通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名誉教授。早在顾毓琇先生的学生时代，他的这种能力已经展露无余： 仅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 也是第一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曾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理论及应用力学委员会委员、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IEEE Fellow）、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院士（IEE Fellow）、国际理论及应用力学组织（IUTAM）个人理事（曾是世界上唯一的华人个人理事），以及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长和中国工程师学会副会长。他还是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顾毓琇先生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还参加过曼哈顿计划，和奥本海默、费米等诸位物理界巨头一起研发原子弹），另一位是和罗素合著《数学原理》的伟大数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德（同时也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过程哲学”的创始人）。顾毓琇先生在 50 岁的时候因为在自动控制领域的贡献获得了有电子领域诺贝尔奖之称的“兰姆”金质奖章，后来还获得 IEEE 金禧奖章、 IEEE 千禧奖章、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金质奖章等荣誉。可以说，顾毓琇先生在科研方面的水平不容置疑。顾先生国学根底深厚，诗词造诣精湛，一生发表散文、小说43篇，作有约八千多首诗歌词曲，出版诗词歌曲集34部。作品包括包括蕉歌词五百首，蕉舍诗歌一千首，蕉舍旅游三百咏，耄耋集，水木清华，海滨集，海外集，莲歌集，冈陵集，樵歌，潮音集，齐眉集，行云流水，梁溪集，太湖集，松风集，长春集，惠泉集，蕉舍吟草，和梦窗词及其他，和清真词及其他，和淮海词及其他，和渊明诗及其他等等。他的诗作在海内外享誉甚高，曾被海外学术界和出版物评为20世纪中华民族的大诗人之一。 此外，他在20岁不到时就写出的中篇小说《芝兰与茉莉》，是新文化运动史上，继鲁迅《阿Q正传》之后的第四部中篇小说。顾毓琇先生曾经创办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就是后来出了陆毅、李冰冰、佟大为、胡歌、郭冬临、董卿等等数不过来了的艺人的那个学校。还记得小学课本上学过的话剧《雷雨》吗，作者曹禺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有成就的话剧作家。对了，你们没有猜错，曹禺也是顾毓琇的学生，他一直极为尊敬顾毓琇，并经常与其讨论戏剧。抗战期间，曹禺曾请教顾毓琇对抗战前途的看法。顾毓琇告诉他：“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有望，则未必得胜；但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无胜利希望，则抗战必败。”而顾先生写的剧本，参与的对象似乎更牛。1922年，他在《小说月报》发表现代话剧剧本《孤鸿》。这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最早的四幕话剧。1923年，他编导的话剧《张约翰》在北平公演，梁实秋曾担任剧中角色。1925年，他编导的话剧《琵琶记》，由闻一多、梁实秋、冰心等加盟在美国波士顿公演。1925年，他编导了话剧《国殇》。1938年，国立戏剧学校在重庆公演他的抗战剧《古城烽火》。1940年他的《岳飞》在重庆隆重公演，随后被改编成京剧和汉剧公演，在东南各地，《岳飞》还被改编为其他地方戏上演。1990年，他在30年代创作的《白娘娘》终于由自己一手创办的上海戏剧学院搬上了舞台，不久又在新加坡国家剧院公演。此外，他还出版过《项羽》、《荆轲》、《苏武》、《西施》等历史剧。他也因为对戏剧的成就，而获得过巴西人文学院金奖。顾毓琇先生曾经创立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之一——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并担任院长。就是后来出了金铁霖、李双江、关牧村、吕思清、谭盾等等音乐家的那个学校。此外，他还是国立音乐院管弦乐团团长。他对古典音乐有很深的修养，亲手攻破了许多中国古代乐谱中的疑难。他曾将姜白石的自度曲谱翻成五线谱，在国际上公演。1940年，学术界以他的三四八频率，作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小编也曾爱好音乐，也曾向往边弹边唱，也曾恶补乐
理知识，无奈能力有限，只能看着那些音乐才子们尽情的挥洒自如了）。此外，他还是第一个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翻译成中文的。1991年，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曾举行他的作品音乐会。2001年，人民大会堂再次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江泽民、朱镕基亲自捧场。除了上述才华，顾先生的好友和学生同样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几乎都可以是一个传说式的人物（ 小编在码下面的字的时候，内心其实是颤抖的 ）。顾先生与梁实秋也是同班同学，哥俩还是室友。到了美国波士顿后，两人仍然合租公寓一起住。（真是好基友，一路跟着梁实秋这吃货，顾毓琇也算有口福）。他和闻一多也是清华的好哥们。顾毓琇在波士顿演出话剧《琵琶记》时，闻一多专程从纽约赶去，设计舞美。当时演员的妆容都是闻一多亲自画的，包括冰心、梁实秋以及顾毓琇本人。 闻一多还亲手一笔一笔画出了舞台背景以及一部分戏服。当闻一多被暗杀后，顾毓琇完全不顾自己高官身份，毅然参加老友的追悼会，还亲自发表纪念演讲。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和顾毓琇是深交。而且因为关系太铁了，也只有胡适敢于当面指出顾诗中的不足，把他的作品评判一通。。吴文藻也是他的大学同学。后来顾毓琇在赴美的客船上结识了冰心，此后冰心常常和顾毓琇在一起研究文学，探讨人生。而经常来顾家串门的吴文藻也因此认识了冰心，一来二去两人就互生情愫，最终结成了相濡以沫的伴侣。（据吴文藻的得意门生费孝通爆料，顾毓琇当年也想追冰心，被领了好人卡，这是世界也真算小了）。
因为对艺术的喜爱，顾毓琇与张大千也是好友和好知己。他亲自促成了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张大千经常在顾家中作画，两人以诗唱和。有一次顾毓琇去巴西探访，时居南美的张大千亲自书写菜单，盛情款待他。奥巴马钦定的 前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 ，是顾毓琇亲手推荐进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哦对了，朱棣文他爹朱汝瑾，也是顾毓琇亲自推荐进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因为朱棣文的外公李书田是顾毓琇的清华同学，当朱棣文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朱的母亲李静贞还亲自写信致谢顾老。
除了江泽民，顾先生的其他门生也是大名鼎鼎，名扬四海，大伙提前做好心理准备了。三钱之一的著名物理学家 钱伟长 （钱伟长先生也是经历传奇，以文史满分进入清华，因“九一八事变”改学物理，终成一代大师， 点击文末图片，阅读有关钱伟长先生的生平 ），是顾毓琇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期间的受业弟子。中国航天之父 钱学森 是顾毓琇亲自推荐给自己的美国好友著名航天工程学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冯·卡门也是一代大师，也有扒不完的故事，想听的童鞋请举个手！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顾毓琇上小学时的国文老师。（钱基博后来也是顾毓琇在清华学校的中文老师，顾的英文老师是林语堂）当顾毓琇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时，钱钟书是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的学生。下图中左一为钱钟书，右二为其夫人杨绛，左二为顾毓琇。
前总理朱镕基，也是顾老的学生。朱镕基对他的评价是：顾老师毕生治学严谨，文理兼通，为人师表，乃众之楷模，顾老师心系祖国和人民，拳拳之心，永昭后人。
再补一张邓小平和顾老谈笑风生的照片好了。
再早一点的，还有和周恩来总理亲切交谈。。
不仅如此，顾毓琇先生还是个佛学家，他在佛学方面的建树，影响深远。他对宗教颇有研究，尤以佛学的造诣最为精深。他一生走遍名山寺院，与许多高僧都有交情。他曾出版了《禅宗师承记》和《日本禅宗师承记》等专著。1979年，他以英文巨著《禅史》震撼国际佛学界，赢得了海外该领域学者们的广泛尊重。顾毓琇先生还是个教育家，是清华大学工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并创建了清华大学电机系、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1944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南昌航空研究所兼任所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首任工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抗战时期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国立政治大学校长。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海峡两岸五所交通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名誉教授。先生一家也是人中龙凤，其兄弟里面，有五个获得过博士称号：顾毓琦（德国
汉堡大学博士）、顾毓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顾毓瑔（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顾毓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顾毓瑞（中国研究院授予名誉博士）。被称为“一门五博士”，这简直就是学神了，其兄弟的教育经验更值得大家去认识和了解顾先生一生品德高尚，心胸坦荡，淡泊名利。 他的儿子顾慰庆在顾老的追悼会上曾说过：父亲百年人生，艰难曲折，生活俭朴，不图享受，有点积蓄就用来设奖学金和捐献救灾。他教育子孙发奋图强，自己靠自己，他没有遗产留给我们。父亲留下来的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它激励我们爱国爱乡、弘扬中华文化。他以一生所学，勤勤恳恳地传授给后人。
顾毓琇先生真的是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合璧。他的一生简直可称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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